2026年9月19—20日，2026年环境经济学学术年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为“锚定‘十五五’美丽中国建设新目标 加强环境经济政策创新与应用”。生态环境部综合司有关同志、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夏祖义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雷宇总工程师、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吴宪璋主任、内蒙古财经大学徐全忠校长出席年会并致辞。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主任委员董战峰研究员、副秘书长周佳博士分别主持开幕式与大会主旨报告环节。
作为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环境经济政策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为更好地发挥环境经济政策作用，助力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本届年会以“锚定‘十五五’美丽中国建设新目标 加强环境经济政策创新与应用”为主题，共有6个主旨报告、8个议题52个报告、1个青年论坛30个报告。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沈满洪教授、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政策所所长董战峰研究员、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徐鹤教授、昆山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张俊杰教授、北京理工大学绿色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铠特聘教授、内蒙古财经大学科研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李文龙教授分别作了主旨报告，引起了参会人员的高度关注。
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沈满洪教授在题为《论总量控制前提下的生态产权交易制度》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总量控制前提下生态产权交易制度的内涵与目标、实施现状与存在问题以及深化改革建议。他指出，自然资源、环境资源、气候资源和能源资源均已日益稀缺，其稀缺性已不亚于社会资源，同样需要优化配置；总量控制前提下的生态产权交易制度，既以总量控制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又通过交易实现更高的产出，从而在确保生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活力最大化与经济福利最大化。他强调，当前排污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生态产权交易市场存在浅尝辄止、形式化倾向严重、市场主体单一、区域壁垒明显、缺乏稳定预期等突出问题，应科学确定并层层分配可交易总量，深入推进生态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并建立科学规范的考核评价机制，推动激励性制度与管制性制度有机结合。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董战峰所长在题为《环境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本土化政策创新》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我国环境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背景需求、主要考虑与本土化政策创新的重点方向。他指出，环境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立足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转型实践，从回应实践创新、立足发展阶段、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与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把握建构需求，提出了环境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四维框架与核心问题等。他强调，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已从局部末端治理向系统性、综合性转型，治理对象、政策目标与治理结构均发生深刻变化，需要从生态环境正负外部性统筹、自然资本维护与长期收益、复合目标制度、政策工具分工与协同等方向深化本土化政策创新，推动理论与实践充分融合。
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徐鹤副院长在题为《环境经济学方法在政策环境评价中的应用研究》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我国政策环评的发展历程、环境经济学方法在政策环评中的应用案例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他指出，我国政策环评2021年开展了第一批17个试点，评估方式在借鉴美国、世界银行、OECD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预警＋保障”思路。他强调，计量分析、成本效益分析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等方法在政策环评中具有因果识别、结果可量化等优势，但也存在偏向事后评估、数据获取困难、遗漏变量等短板，未来应构建事前事后一体化的评估框架，推动多方法耦合，完善技术导则并关注环境公平的溢出效应。
昆山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张俊杰教授在题为《气候变化转型风险与企业信贷违约》报告中，详细介绍了环境经济学在金融领域应用的背景以及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两个评估案例。他指出，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业的主体，承载90%以上的金融资产，气候变化相关的物理风险（极端气温、降水、风速）与转型风险与银行传统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交织放大，农商行因客户地域产业集中且更具气候脆弱性而首当其冲。他强调，通过银行全量信贷数据与增值税发票信息构建气候敏感性分析和压力测试，可量化气候冲击对信贷违约的影响，并识别供应链网络的转型风险传导路径，从而改进信贷违约预测、平衡风险与收益。
北京理工大学绿色低碳发展研究中心李金铠主任在题为《气候治理、公正转型与特色碳普惠》报告中，详细介绍了绿色低碳转型中的成本收益悖论、公正转型的现实挑战以及中国特色碳普惠机制的探索。他指出，气候谈判的本质是转型成本与转型红利的分配问题，中国凭借成本优势、产业优势与“新三样”等竞争力已率先获得转型能力、收获转型红利，但当前碳治理体系仍存在普惠性不足、参与主体集中、转型红利向上聚集、中小主体与公众参与度严重不足等问题。他强调，中国特色的碳普惠机制已被30多个省份纳入地方规划，为破解中小主体与弱势群体“做了贡献却难变现”的困境提供了有潜力的解决方案，但仍面临制度协同不足、技术标准不健全、数据信任薄弱、消纳渠道不足等挑战，应着力防止社会不平等的转型张力。
内蒙古财经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李文龙教授在题为《内蒙古生态经济研究》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内蒙古生态保护面临的挑战、生态经济研究的框架与结果。他指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为把内蒙古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提供了根本遵循。内蒙古当前面临草原退化沙化、森林质量短板、沙漠化治理难度大、生态脆弱区占比高、能源产业转型压力突出等挑战。他强调，通过生态经济区划、生态经济价值估算与生态经济效益评估研究，将内蒙古划分为六类生态经济区和24类生态经济亚区，发现生态经济价值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生态经济效率总体呈先降后波动上升的演变轨迹，该研究为内蒙古生态安全与绿色发展提供了科学支撑。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曾诗鸿教授在题为《绿色算力、创新驱动与金融赋能：环境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板块重构与政策实践》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以绿色算力基础设施为新场景、以绿色技术创新为新机制、以绿色金融为新工具的环境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板块重构框架。他指出，在数字化、绿色化与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物质生产与消费的污染排放，拓展到数据中心、计算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能耗与碳排放。他强调，应推动算力、电力与碳链条的归属结合，以碳排放标准与信息披露深化治理，以真实的碳排放绩效配置资本融资。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李婕旦高级工程师在题为《从我国主要环境经济政策发展看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报告中，介绍了从排污收费改税、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三大政策40年本土化演进看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她指出，自主知识体系要突破西方理论范式的单向搬运与套用，从中国真问题出发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概念体系和理论逻辑；三大政策分别是庇古理论中国化、科斯定理中国化与“两山”理论原创性实践。她强调，我国环境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引进套用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的跨越，要坚持问题导向、洋为中用、试点先行、工具赋能与成效导向，夯实理论基础、坚守渐进路径、推行知行合一。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系徐袁副教授在题为《环境经济学知识体系：中国实践与理论演进》报告中，系统梳理了环境经济学知识体系的三个主要方面。他指出，环境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围绕三个问题展开：经济活动如何导致环境危机、如何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危机、环境危机如何转化为发展机遇。他强调，从马尔萨斯、《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到行星边界和“甜甜圈经济”，从庇古税、科斯定理到公地悲剧、奥斯特罗姆公共治理，西方理论提供了重要基石；而中国的“两山”理论、河长制、湖长制等原创实践，正把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上海环境科学研究院胡冬雯高级工程师在题为《地方环境经济政策实践及思考——以上海为例》报告中，从地方视角剖析了国家和地方在环境经济政策上的事权划分，并结合上海生态补偿、绿色金融、排污权交易政策实践分享了思考。她强调，要明确国家“制度供给”与地方“应用转型”的定位边界，通过构建“要素底座—工具箱—事权地图—试点论证”四步架构，推动地方环境经济政策知识体系的建设。
安徽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孙雷正高级工程师在题为《安徽省环境经济政策发展及面临挑战》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安徽环境经济政策从萌芽、突破到全面推广的发展历程、取得的成效以及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全国推广的重要样板，林长制改革上升为国家政策。他强调，安徽仍面临皖南、皖中、皖北区域发展不平衡、市场化交易活跃度不高、产业转型压力大、绿色金融配套资金有限、部门碎片化管理等挑战，应统筹区域利益分配、激活市场化体系、以约束激励机制支撑产业绿色转型。
江苏省环科院政策所高爽所长在题为《江苏省环境经济政策最新进展及“十五五”工作的思考》报告中，详细介绍了江苏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最新进展以及“十五五”时期的工作方向。她指出，江苏已基本搭建起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实施了减污降碳成效挂钩财政政策、全国首个海洋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环保贷、环基贷等首创绿色金融产品。她强调，“十五五”要强化政策工具箱的创新实践与应用，推动环境经济政策从单一工具转向系统集成，聚焦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等突出难点堵点发挥撬动作用。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鲁杨斯宇助理教授在题为《规模异质性、煤矿关停与地方经济转型——环境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经验》报告中，详细介绍了煤矿关停对地方经济影响及其转型的实证研究。她指出，研究基于2016—2023年全国约7000座煤矿关停数据与夜间灯光数据，发现大煤矿关停后当地经济强度显著下降，而小煤矿关停无明显影响。她强调，这种经济强度的规模异质性主要源于小煤矿关停后经济投入更易转向农业和大煤矿关停冲击服务业，财政转移支付与宗族网络可缓冲煤矿关停冲击，相关政策要差异化、精准化施策。
国网能源研究院谭雪研究员在题为《环境经济政策演进与电力绿色发展效益实证研究》报告中强调，电力行业仍面临减排空间收窄、转型成本上升、能源基础设施与生态空间协同不足等现实挑战，通过建立多区域能源电力规划优化模型、投资测算模型与投入产出时空效益测算模型，量化评估电力绿色发展带来的产业拉动、空间布局优化、减污降碳等综合效益。为更好满足电力系统建设现实需求，“十五五”期间电力工业投资规模预计将大幅提升，每年可带动GDP增长约2万亿元。建议持续完善政策体系，推动产业技术创新与新兴业态培育，充分释放电力绿色转型的综合效益。
北京工业大学翁智雄教授在题为《中国碳市场的制度演进与减污降碳效应：来自试点政策的实证分析与全国市场的展望》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碳市场已由地方试点发展为涵盖发电、钢铁、水泥和铝冶炼四行业的全国市场。实证研究显示，碳交易活动与PM2.5、PM10浓度下降显著相关，并促进本地绿色专利产出；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发现，在经济地理综合联系下，绿色创新存在显著的跨地区溢出，但结果对空间权重设定较为敏感。建议在扩大行业覆盖的同时增强配额约束和价格信号，严格控制CCER抵销边界，完善碳市场与电力、绿证、排污许可和绿色金融政策的衔接，并持续评价履约、环境和技术扩散成效。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刘庆丰副研究员在题为《监测到位，威慑缺位——实时在线监控下的企业策略性排污研究》的报告中强调，我国已在全国重点排污企业广泛部署CEMS监测系统，实现了排污浓度、流量数据的实时直连，环境监测技术水平大幅提升，但先进监测并未自动转化为企业减排实效，企业仍存在策略性排污的行为，其背后受制于基层执法能力不足、地方经济发展与治污的激励权衡、外部监督渠道不畅等深层制约。建议补齐监测与执法的衔接短板，强化基层执法资源供给，理顺地方监管激励机制，构建多元协同监督体系，以真正释放实时监测技术的治污效能。
山东省生态环境规划研究院政策标准研究所李玄正高工在题为《探索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报告中强调，山东已构建形成统一交易平台、排污权储备机制、分级确权管理、跨区域统筹保障等制度体系，2025年全省129家企业实现富余排污权有偿转让。但当前仍存在上位政策文件滞后、排污许可与交易制度衔接不畅、跨市交易存在行政壁垒、企业排污权惜售、有偿使用费加重企业负担等问题。建议加快国家层面政策修订，打通制度衔接通道，优化跨区域交易规则，完善激励配套政策，健全储备与金融赋能机制，以推动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全省推广与效能全面提升。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杜艳春高工在题为《中国环保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驱动路径研究》的报告中强调，强制披露已覆盖重点排污单位与上市公司，2023年行业环境信息披露指数较2020年增长34%，但仍存在新兴议题披露不足、企业规模分化显著、行业高负债制约披露意愿等突出问题。研究基于96家上市公司4年面板数据验证，政策影响与公司规模是披露水平的正向核心驱动因素，负债水平呈负向制约作用，政策约束是实现高水平披露的必要条件之一。建议加快出台环保行业专属披露格式准则，强化披露质量监管与第三方服务支撑，完善产业扶持与绿色金融衔接机制，以实现环保产业环境信息披露效能的全面提升。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焦阔工程师在题为《气候投融资项目绩效评价体系设计》的报告中，系统介绍了气候投融资项目绩效评价的研究背景、国内外经验、体系设计与应用示例。他指出，在气候投融资试点全面展开的背景下，亟须建立健全气候投融资项目绩效评价体系。他重点介绍了包含相关性、有效性（产出）、效益、可持续性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19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报告还选取纯电动物流车、屋顶光伏、静脉产业园、农业种植园改造等典型项目开展应用示例分析。他建议，构建“国家基准框架+行业补充标准”双层体系，完善与投资主体、金融机构的联动机制，强化气候投融资项目绩效管理。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段茂盛研究员作了题为《全国ETS的关键设计和效果评估》的报告，介绍了全国碳市场（ETS）的设计特点及企业行为调研结果。他指出，政策评估需结合定量计量方法与事后评估（微观问卷调查），多数企业以履约为首要目标，决策受集团统一管理影响，缺乏基于边际成本的交易动力，且倾向于储存配额，以揭示宏观数据背后的企业决策机理和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建议应关注碳市场实际运行效果，并进行动态评估调整。
华中科技大学王班班教授作了题为《被保护的巨头和撤退的小企业：韩国碳市场中的过度分配和策略规避》的报告，开展了韩国碳市场的实证研究。韩国碳市场设定了明确的进入门槛，并对竞争力受损行业（EITE）提供100%免费配额保护。研究发现，整体减排主要来自门槛附近的小企业，通过压缩产出、退出规制来规避，而非技术改造。受保护的大企业因履约压力小，未表现出显著减排效应。该研究揭示，灵活进出机制与巨头保护政策并存，可能导致减排责任错配，对中国碳市场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北京绿色交易所（北京碳市场交易中心）王宇飞高级经济师作了题为《碳信用机制及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的报告，阐述了国内CCER机制的演变与应用。他指出，碳信用本质是减排量，可用于强制市场抵消或自愿市场碳中和。国内CCER已进入新阶段，方法学精简至18个，监管趋严。当前市场核心矛盾是供不应求，导致CCER价格与配额价格持平。项目开发需遵循额外性、真实性等原则。未来趋势包括推动相关金融产品、探索引入个人投资者及建立跨境交易平台，制度体系涵盖方法学、项目、减排量及交易全流程管理。
北京工业大学李云燕教授作了题为《工业环境规制能否缓解碳达峰压力？来自中国省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的报告，探讨了工业环境规制对省域碳达峰压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环境规制是缓解碳达峰压力的重要工具，其中废水和废气治理的减压效应显著，而固废和噪声治理影响不显著。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西部地区效果显著，东部和东北地区不显著。建议要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并结合市场机制降低企业转型成本。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张鸿宇副研究员作了题为《京津冀地区减污降碳协同评估与差异化路径研究》的报告，评估了京津冀地区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研究指出，该地区污染物与碳排放同频同源。2013至2023年间，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但碳排放整体仍缓慢增长。减污降碳协同性存在城市差异，2018年后降碳工作开始发力，但无协同比例上升。城市可分为综合服务型、旅游型、轻工业型和重工业型，需实施差异化路径。建议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能源体系、标准政策及区域联合管控上精准发力。
北京工商大学李鑫副教授作了题为《2012—2020年中国碳污排放消费驱动及省际贸易转移研究》的报告，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揭示了省际贸易隐含的碳排放转移。研究发现需求规模扩张是碳排放增加的主因。省际贸易导致污染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形成“高收益低负担”与“低收益高负担”的不公平格局，且此现象随时间加剧。建议建立补偿与市场税收协同机制，结合健康损害研究量化生态保护成本，并完善相关财政金融支持政策。
吉林大学杨巍副教授作了题为《废水资源回收与净零排放强化协同的成本效益分析》的报告，从循环经济视角探讨了废水处理资源回收。他指出，废水处理已从“处理”转向“资源回收”，技术路径包括回收纤维素、沼气、营养资源等。资源回收存在系统协同性，需警惕负向影响。研究表明，回收利用高浓度有机废水是污水处理行业实现经济净收益与高效减排的最佳切入点，将废水再生水和污泥与电厂耦合，可显著提升区域能源和用水效率，未来需重视开展前瞻性生命周期评估。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梅应丹教授在题为《中国碳市场的减排与配置效率》的报告中，系统分析了全国碳市场的减排成效与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基于实证测算，研究发现全国碳市场可推动控排企业碳排放显著下降，样本区间内企业碳排放降幅约13%。研究结果显示，买方企业减排幅度显著高于卖方，政策约束力主要集中在买方主体。进一步的边际减排成本测算表明，当前碳价未被市场势力扭曲，能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渐进收紧配额能够产生净福利收益。建议继续渐进收紧基准线与配额总量、提升市场流动性，在保障电力稳定供应的前提下，释放更大减排效益。
上海海洋大学曹俐副教授作题为《数字基础设施能否点“绿”成“金”？——红树林碳汇资本化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的报告，她构建了“数字基建—政府治理/技术创新/绿色金融—气候韧性”的机制，基于浙闽粤桂琼五省面板实证发现：数字基建显著促进资本化，经治理效能、创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三条路径传导，并增强生态系统抗极端高温冲击能力，效应呈区域异质性。建议完善数字基建体系，推动治理—技术—金融协同与差异化数字赋能。
广东工业大学王璐琪副教授在题为《数据价值导向下城市建成环境全寿命期能耗模拟与动态评价研究》的报告中指出，针对全国百余智慧城市数据“难资源化、更难资产化”的痛点，依托广州智慧城市平台大数据，首先从点状工程技术拓展至区域空间层面，完成城市建成环境全生命周期能耗模拟与影响分析；进而面向极端天气等突发场景，构建涵盖物理设施与经济社会维度的韧性评价框架，旨在“双碳”目标下为政府提供常态与极端双重挑战的治理建议。
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高雅高级工程师就题为《天津碳排放权交易实践与创新》做报告，指出天津自2011年启动试点碳市场，2013年正式开始交易，已有10余年经验，以强制配额市场为主、碳普惠抵消为辅，依托《天津市碳达峰碳中和促进条例》实现有法可依。天津碳市场覆盖工业全行业及部分服务业，2025年将控排企业纳入门槛降至1万吨CO₂/年，配额分配采用历史法并设绿电增发、控排系数及新增产线豁免等特色调控机制。在碳普惠领域，天津2022年启动探索，发布交通、低碳用电等方法学，由天津市低碳发展研究中心核证，并接入地铁等场景。其实践为“十五五”地方碳市场转型提供了案例参考。
吉林大学宋俊年教授在题为《全球农林生物质能利用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的报告中，基于2025—2060年长期预测视角，覆盖全球32个区域，通过生命周期评价和优化的计算算法等方法模型，系统评估14种生物质能转化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效益。结果显示，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农林废弃物能源化贡献率由6.4%降至5.7%，秸秆热电与林业固燃为核心主力；环境端显著削减氮氧化物、缓解化石能源依赖，并正向关联水利、能源、气候变化与海洋，但燃料乙醇等技术存在氮肥泄漏负向权衡。结果揭示，区域上高收入区获益更优，中低收入区受农业结构、技术演化与消费模式多因素耦合限制，人均获益偏低；整体机制受资源—技术—能源需求—消费结构多重驱动。
中国社科院徐洪峰研究员作题为《支持高碳产业低碳转型的转型金融产品创新》的报告，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仅要发展绿色产业，还要为高碳产业低碳转型提供规模化、持续性的融资支持。报告系统分析了转型金融的内涵、适用对象和标准框架，重点介绍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转型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产品的运行机制和国内外实践。报告认为，下一步要完善转型活动分类和技术标准，明确可量化、可核验的环境绩效目标，强化信息披露、第三方验证和风险管理，推动金融机构根据企业转型路径创新信贷、债券及综合金融服务，更好满足高碳产业转型融资需求。
内蒙古财经大学马爱玲教授在题为《绿色金融对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基于黄河流域99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的报告中，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并同时产生本地减排效应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减排作用受到技术创新水平和就业结构的双重门槛影响，呈现阶段性和非线性特征。建议加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产品支持力度，建立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协同治理平台，促进资本、技术和经验跨区域共享，并通过技术创新、就业结构优化以及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协同，提升绿色金融减排效能。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冀云卿高级工程师在题为《美丽中国建设项目投融资智能体开发与应用》的报告中，针对绿色金融项目匹配中政策口径不统一、资金组合约束复杂等问题，构建了由政策知识库、匹配引擎和智能体对话组成的技术架构，形成“资格预审—目录对照—材料审查—资金组合—报告生成”的业务流程。强调智能体应用要坚持证据优先，信息不足时明确提示材料缺口，边界事项转人工复核，并逐步覆盖项目谋划、绿色识别、融资对接和申报跟踪等环节，为美丽中国建设项目精准融资提供数字化支撑。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罗雯高级工程师作题为《金融支持绿色转型的投融资决策与效益评估》的报告。围绕绿色项目事前优选和EOD项目事后评估，构建了“绿色属性—可融资性—发展基础—风险水平”四维评价体系，结合群组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和VIKOR模型开展投融资决策分析，进一步基于包容性财富理论和投入占用产出模型，从生态资本增值、产业经营收益、生态资源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以及产业收益反哺生态治理四个维度，构建EOD项目效益量化评估框架，并以浙江省54个项目识别关键指标和参考阈值。两项研究形成“事前决策—资金投入—事后评估—反馈优化”的方法闭环。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罗荣昌高级工程师作题为《金融支持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项目进展与实践》的报告。指出EOD项目谋划和实施应坚持“重质、强联、求实、尚美、守正、谋远”，聚焦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强化生态治理与关联产业的关联性，确保实施主体具备投建运一体化能力和产业经营能力，建立清晰、稳定、合规的收益和现金流机制，严守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合规底线。以山东日照水库EOD试点为例，提出了水源地保护、生态农业、生态渔业、文化旅游和有机农产品加工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
南京大学环境与健康研究院关玉儒副教授作题为《消费端碳排放责任评估与低碳路径研究》的报告，采用EEEMRIO模型模拟低碳生活方式减排潜力，构建覆盖21类衣食住行行为的全球低碳生活方式数据库，在ASI框架下分析“避免、转变、提升”三类行为的减碳潜力。发现住宅和食品是消费端碳足迹的主要来源，全球综合减排潜力可达31.7%；比较货币基与实物基两种核算口径，价格异质性会放大两者差异，方法选择会改变碳税负担分配与气候政策公平性判断。低碳生活方式可在短中期气候减缓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实现显著持久减排需消费端措施与生产端技术协同推进。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刘年磊副研究员作题为《面向2035：中国生态环境形势的多情景模拟与趋势研判》的报告，认为预计2035年非化石能源占比提升至35%至39%。设计了政策、技术增强和新质生产力三条路径，2035年净排放分别为138.1亿吨、130.3亿吨和122.5亿吨，均能实现2035年NDC目标，其中新质生产力路径减排幅度最大。到2035年，PM2.5浓度有望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以下，优良水体比例预计在已超过90%的基础上稳步提升。提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立碳排放预算管理考核机制、深化多要素协同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政策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张波副教授作题为《AI如何改变环境经济政策模拟：从行为规则到多智能体互动》的报告。围绕碳市场收入如何使用这一政策问题，设计了一场仅替换行为引擎的包含6家企业、2家能源供应商、30户家庭的微型经济体受控实验。发现分配结论稳健，定向返还低收入家庭优于等额返还、等额返还优于政府留存，这一排序在两类模型中均成立；减排排序则不可识别，规则型减排约21%，LLM型中位减排在14%至19%之间。结论指出，AI的价值在于把预期、文本与互动写进模型并让过程可审计、可复现，但研究边界为教学规模，参数为校准占位值，不用于政策建议。
北京理工大学周琪副教授作题为《数据驱动的火电－污水跨系统污泥掺烧厂级网络建模与环境经济权衡》的报告。针对我国城镇污泥产量快速攀升、传统处置方式难以为继的现实困局，提出火电协同处置污泥的跨行业产业共生方案，构建了高时空分辨率的厂级月度数据库与混合整数规划优化模型。发现每年至少可协同处置污泥1518万吨、覆盖全国污泥产量79%，减少约1525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相当于污水处理行业约50%的碳足迹。浙江、江苏、上海、广东、山东、河北、河南七省（市）效益领先，稳定锁定超过50%的减排潜力和超过75%的经济利润增量，建议将七省（市）作为跨行业煤电协同处置污泥试点的首批地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麒副教授作题为《“空间洗绿”还是“空间兑现”？——基于大语言模型的企业异地投资网络研究》报告。针对企业年报环境承诺快速增长但监管存在空间断点的背景，融合三套数据库，基于大语言模型对2005至2023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进行结构化语义打分构建环境承诺指数，并构建企业－目标城市－年份双边投资网络与地级市环境规制强度指标。结果显示，高承诺企业总体收缩异地建厂步伐，但在有限投资额度中赋予强规制城市更高相对权重，表现为“总量审慎扩张、结构向强监管区优中选优”的空间兑现属性。建议优化跨区域绿色公共品供给，深化资本市场ESG实质性考核等。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储成君高级工程师就题为《环境经济系统模拟评估及质量影响研究》作出报告。他首先介绍了环境经济系统模拟评估及质量影响研究的总体思路，旨在深化环境与经济互动机理认识；随后介绍了全国环境经济系统模拟评估模型的构建，以及京津冀环境经济动态模拟系统的开发，以提升区域环境经济中长期趋势预测与政策模拟能力；最后介绍了大气环境容量快速核算技术及政策模拟框架，提出应进一步向城市尺度延伸，打通排放预测、空气质量模型与污染物浓度响应之间的技术链条，为政策情景模拟和空气质量改善决策提供支撑。
河北省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王碧琳正高级工程师就题为《环保绩效A级重点企业污染物排放与动态利率挂钩的市场化模式探索——以河北省为例》作出报告。她首先针对现有环保绩效A级静态评级激励难以促进企业持续优化的局限，提出构建环保绩效与信贷利率动态联动的市场化机制；介绍了河北省环保绩效创A企业基础与绿色金融实践，指出绿色金融赋能产业绿色转型已取得积极成效，但仍存在动态利率量化标准缺失、环境金融数据互通不足等短板；构建了多维环境绩效评价体系和动态利率定价模型，并提出要加强跨部门协同、推进模型迭代与试点落地、健全制度闭环，推动环境信用转化为企业融资红利。
山东省生态环境规划研究院张启超高级工程师就题为《海上风电发展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协同管控建议》作出报告。他指出海上风电既具有减污降碳、人工鱼礁和风渔融合等综合效益，也面临施工期短期扰动、运营期长期隐性胁迫以及空间冲突与监管短板等问题；最后提出坚持预防为主、过程严管、增益提质，构建源头避让、过程减扰、运营增益、制度保障相协同的管控体系，推动海洋生态保护由被动减缓向主动增益转型。
郑州大学王克副教授就题为《河南省空气质量改善与重点工业行业碳污协同治理》作出报告。他首先梳理了河南省工业发展的基本情况和新趋势；随后分析了电力、钢铁、有色、化工和建材五大重点工业行业对河南省能源消费以及碳污排放的贡献，识别了五大重点工业行业碳污协同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最后，综合考虑河南省经济发展趋势，评估了五大重点工业行业未来碳污协同减排潜力及关键实现路径。他指出，五大重点工业行业既是河南省传统支柱产业，也是碳污排放主要来源，亟须以“双碳”目标为引领，通过降碳减污推动其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刘侗一助理研究员就题为《算好“环境账”助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环境影响分析及对策建议》作出报告。他首先从发展形势、存在问题和有关对策建议三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影响；随后指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资源环境压力逐步凸显，包括算力用电增速较快、算力中心布局与水资源分布错配、电子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尚不健全等问题；最后提出强化算电协同布局、提升水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健全电子废弃物综合利用体系、强化环境经济政策激励保障等对策建议，助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黄珠美工程师就题为《福建省“十五五”前期环境经济形势分析研究》作出报告。她首先基于脱钩分析、耦合发展度、情景分析和环境质量预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福建省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发展现状、问题与挑战；随后指出福建省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位居全国前列，但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仍有优化空间、清洁运输水平有待提升，局部地区仍面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最后提出要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比重，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并以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牵引，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王宁静助理研究员就题为《生态环境形势分析智能体建设与应用实践》作出报告。她首先介绍了环境经济数据库、形势分析专业知识库、形势分析业务流程和智能体应用平台等核心任务；随后展示了数据分析、形势问答、图表展示、趋势预测、图文报告生成和综合研判等功能，指出智能体建设坚持数据口径统一、来源可溯、结果可核，并发挥研究人员在原因分析、政策建议和结论审核中的主体作用；最后提出下一步将推进环境经济模型接入与政策情景模拟，促进数据更新、分析研判与模型模拟协同应用，为形势分析报告编制、专题研究和决策支持提供支撑。
安徽财经大学副校长宋马林教授、王建林教授作了题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及其数智平台建设的思考》的报告，指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算不出来、转不出去、不可持续”这三大难点。提出应运用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思想，从社会整体角度考量补偿问题，即社会需要青山绿水，就要回答其主体是谁、能带来多少效益、为获得青山绿水所放弃的GDP代价是多少，这部分损失GDP必须依靠补偿来解决。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经济政策研究所刘新民正高级工程师作了题为《高强度流域生态补偿的制度适配与治理重构》的报告，提出“高强度流域”概念。他认为高强度流域面临开发利用强度、工程调控强度和生态约束强度三重叠加，据此构建了系统保护、多元共治、发展协同（SCD）分析框架及约二十个指标的指标体系。应用于岷江流域两轮补偿数据分析后发现，存在生态边界识别偏差、治理责任传导阻滞、发展反馈缺失、规则迭代滞后四类结构失衡，总体呈现“强约束、弱传导、弱反馈”特征，由此提出重构环境补偿、社会补偿、发展补偿三位一体的综合补偿机制，并建立制度学习闭环。
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排污权交易管理技术中心技术室温竹青高级工程师作了题为《基于排污权优化配置模型的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框架研究》的报告，以黄河上中游流域为研究区域，综合考虑排放源位置、水资源供需关系、水功能区类别和行业类别等变量，建立了排污权差异化交易比例的计算方法，设置交易规则、流域水质、交易价格、经济成本控制和生态保护红线五类约束，采用多目标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求解、TOPSIS方法确定最优配置方案，认为排污权交易可以为流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创新路径。
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水战略与水文化研究所汪元元正高级工程师作了题为《区域协同治理视角下北京市水生态区域补偿制度构建和实践》的报告，介绍了北京市水生态区域补偿制度从水量、水质到水流、水环境、水生态水生态的两轮升级。2022年市政府发布水生态区域补偿暂行办法，治理目标升级为水体流动、环境清洁和生态健康，考核对象延展到水流、水环境、水生态，责任关系转向保护、使用和损害责任并重，形成13个指标、四个环节（监测、核算、结算、使用监管）和三类责任。她指出，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把跨区的生态关系转化为可执行的制度关系，实现责任可识别、影响可核算、利益可调节、整改可追踪。
内蒙古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巩芳教授作了题为《底色守护与价值赋能：北疆草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及生态服务价值实现》的报告，梳理了京津风沙源治理、退牧还草和草原生态补奖三大类实践。她指出补偿标准研究存在两个误区，即用生态价值量替代补偿量、缺乏动态调整机制，提出应测算草原生态的外溢价值（总价值减去自身消费价值），并据此对中央安排的13个省区草原生态补奖资金重新分配，同时提出了林草碳汇交易、草票制度、蒙字标品牌赋能三条价值实现通道。
内蒙古环境科学学会张树礼理事长作了题为《内蒙古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实践》的报告，介绍了内蒙古“两山”转化的实践，形成三种典型模式：一是草业与畜牧业融合发展，实施“草原带薪休假”政策；二是沙地治理与沙产业发展，以新能源治沙、以工代赈推动沙区增绿与农牧民增收；三是生态旅游带动，锡林郭勒盟2024年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2万元，较2019年增长约60%。他认为，内蒙古既是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保障，也是绿色低碳发展的标杆和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省域样本，应成为向世界展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窗口。
湖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许浩瀚高级工程师作了题为《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EOD）模式湖北实践》的报告，他指出湖北省形成了制度先行、关口前移、协同聚力、闭环管控的全周期管理体系，2023年在全国率先开展省级EOD项目库建设，并创新建立省级EOD项目预储备机制，破解“项目等资金、项目找资金”的瓶颈。他认为，部分地区存在对EOD内涵理解不深、过度依赖第三方包装、实施主体能力偏弱、产业融合脱节等问题，需强化项目谋划顶层设计、拓宽融资渠道、深化产业融合。
内蒙古财经大学杜青松副教授作了题为《浑善达克沙地生态产品价值时空分异及其实现路径——基于GEP核算与空间适宜性评价》的报告，研究了浑善达克沙地生态产品价值的时空分异及其实现路径，回答了生态价值高的区域适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价值的核心问题。研究显示，2000年至2023年，沙地土地利用以草原为主，森林和不透水面积增加、湿地面积减少，GEP值先降后升；镶黄旗单位面积GEP最高，总量与单位面积强度并不一致。提出了景观资源转化、生态权益转化和绿色产品增值的差异化实现路径。
内蒙古财经大学李伟铭讲师作了题为《从一江共护到一域共富：新安江流域茶农绿色生产行为驱动因素与激励机制研究》的报告，构建了结合TAM理论与TOE分析框架的理论模型，从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社会资本和政策环境四个维度展开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四个方面因素均产生显著影响，影响程度依次为感知易用性、社会资本、感知有用性和政策环境，从环境规制、社会规范和绿色认知三个层面构建了绿色生产激励机制。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潘拥军博士作了题为《绿色金融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与实践》的报告，指出生态产品在度量、抵押、交易和变现等方面存在挑战；绿色金融借助金融资本和市场机制构建价值识别、价值增值、价值兑现的闭环逻辑。在机制上，绿色金融通过价值发现与定价、融资支持与杠杆、资源配置、风险缓释和管理四类机制发挥作用；在路径上，要完善制度保障和价值核算标准等政策支持体系，构建覆盖全链条需求的多元化绿色金融产品体系，通过市场化交易平台畅通价值转化渠道，探索支持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生态环境关键要素保护模式。
内蒙古财经大学宫曼莉讲师在题为《基于企业行为决策的IMERGE模型与排污许可政策评估》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与ABM方法构建的企业水污染物排放行为模拟模型IMERGE。她以保定市大清河流域287家企业为对象，模拟了政策背景下的企业治污决策与技术学习行为。她指出，联合利润与排污风险的决策机制更贴近企业实际，产值权重法分配许可量的综合效率最高，提高监管抽查比例与强化技术学习可显著增强减排效果，为优化许可量分配与监管强度提供了量化依据。
广州期货交易所关子桓博士后在题为《碳配额有偿分配机制的国际经验研究》的报告中，系统梳理了全球15个碳市场有偿分配机制的演进路径，深入比较了欧盟、美国RGGI与加州拍卖机制的核心要素。他指出，拍卖比例普遍遵循渐进式路径，“非固定比例＋单轮密封报价、统一价格结算＋多元主体参与”是国际共性经验；实证表明控排企业购买比例越高，拍卖集中度越显著上升，而期货市场可通过价格基准功能降低集中度。他强调，拍卖与期货协同发展可为我国碳市场有偿分配机制设计提供重要借鉴。
内蒙古农业大学刘芯瑞博士后在题为《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能够影响水肥一体化技术采纳行为吗？——基于要素配置视角的机制检验》的报告中，基于内蒙古3市51村558份农户问卷，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识别了政策性信贷担保影响技术采纳的因果效应。她指出，担保通过设备投入的技术效应与土地流转的规模效应显著促进采纳，获担保使采纳率提升约22.8个百分点，对高社会资本、高数字素养及购买农业保险的农户作用更大。她建议开设农机专项授信、实施差异化担保并推动“担保+保险”联动。
华中师范大学王坤博士在题为《绿色金融能改善碳平衡吗？——来自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的报告中，将碳汇纳入绿色金融政策评估框架，基于291个城市面板与多期DID检验了试验区的碳平衡效应。她指出，试验区政策使城市碳汇—排放比显著提高1.92%，效应自第四年起逐年显现，绿色创新、能耗强度下降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主要传导渠道，政策对资源型和弱规制城市效果更明显。她建议加强绿色金融长期绩效评估，引导资金投向绿色创新与生态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李卉洁硕士在题为《后发追赶与区域分化：中国城市碳脱钩的空间收敛与结构性驱动》的报告中，基于335个城市2005—2022年数据，综合运用脱钩指数、空间杜宾模型与Kaya-LMDI分解，分析了中国城市碳脱钩的收敛特征。她指出，绝对脱钩城市占比由“十一五”的14%升至“十三五”的37%，但城市间呈“追赶而未趋同”态势；人口与经济扩张是普遍阻力，技术进步与能源结构改善是主要动力。她建议加强区域协同与对收缩型城市的差异化支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邹思禹硕士在题为《硬技术交易、软知识溢出与企业碳生产率——来自城市双轨技术流网络的证据》的报告中，区分专利转移与专利引用构建城市双轨技术流网络，考察跨区域技术流动对企业碳生产率的影响。他发现，硬技术入度和软知识入度每提高1%，企业碳生产率分别提升0.12%和1.01%；硬技术驱动前端资产重构，软知识优化中端运营，二者协同末端降碳。他特别强调，过度引用低水平知识会引发“低端知识陷阱”，要构建双轨技术市场、破解吸收约束，推动区域协同降碳。
广东财经大学李铭欣硕士在题为《经济安全视角下省域减污降碳的空间关联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的报告中，基于30省份数据构建省域减污降碳空间关联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与QAP回归识别其结构特征与驱动因素。她指出，省域减污降碳协同指数十年间提升23.3%，但降碳仍是短板；关联网络渐进加密，空间邻近是最稳定的驱动因素，产业结构差异则抑制关联形成。她从经济安全视角强调，要强化跨省联防联控、培育次级节点，防范减污降碳风险的跨区域传导。
内蒙古财经大学那米拉硕士在题为《政策组合视角下财政支持与数字金融适配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的报告中，考察了政府补贴与数字普惠金融协调配置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她指出，数字金融与绿色创新质量显著正相关，且能强化财政补贴的实施效果；两类政策的耦合协调度越高，越有利于创新质量而非数量的提升，环境规制发挥正向边界作用。她强调，政策供给应由“统一投放”转向“对象适配”，东部发挥数字金融优势，中西部强化协调联动，中小企业更需组合支持。
内蒙古工业大学李莹硕士在题为《数字金融与绿色技术驱动交通运输业生态化转型——双路径机制与区域适配研究》的报告中，构建DPSIR框架下的交通运输业生态化指数，基于31省面板检验了数字金融与绿色技术的双路径驱动效应。她指出，样本期内行业生态化水平累计提升27.5%，数字金融与绿色技术是互补并行的驱动路径；绿色技术存在门槛效应，跨越门槛后减排赋能提升36.4%，区域差异集中于数字金融路径。建议补齐西部短板，健全协同机制，实施分区域差异化支持。
安徽财经大学纵雨涵硕士在题为《多目标约束下适配中国能源转型的减排政策组合优化研究》的报告中，指出，单一碳规制会引发流动性紧缩，“总量收紧+拍卖提额+绿色贴息”的政策组合社会福利损失最低，并在多种权重设定下保持稳健。建议设立拍卖收益专项贴息资金池，提升结构性货币政策穿透效能，完善碳市场多主体准入。
华东师范大学胡之婧硕士在题为《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增量市场价值评估及碳普惠启示》的报告中，采用反事实评价方法核算了上海2019—2025年垃圾分类的增量市场价值。她指出，2025年该价值达34.94亿元，可回收物贡献85.1%增长率，折合人均约140.66元/年。她强调，通过“行为记录—减排核算—积分反馈”路径将分类价值与碳普惠机制衔接，为垃圾治理的市场化激励提供价值锚点。
江西财经大学王亮博士在题为《政务新媒体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研究——来自生态环境部门“双微”开通的经验证据》的报告中，以生态环境部门“双微”分批开通为准自然实验，基于4.2万余家企业年度观测考察了政务新媒体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他指出，“双微”同时开通显著提升披露质量，声誉激励与公众关注是核心机制，建议提升政务新媒体运营质量，衔接披露表现与声誉回报，实施差异化治理。
安徽财经大学阮程程硕士在题为《实质性转型抑或象征性合规？——多方互动下高碳行业的漂绿治理》的报告中，构建了政府—银行—媒体—钢企四方演化博弈模型，剖析了高碳行业漂绿治理的多方互动逻辑。她指出，漂绿是多方策略互动的内生均衡而非单纯道德问题；仅依靠政府监管时企业转型会回弹，银行深度ESG整合与媒体高质量核查与之互补，可使系统收敛于市场内生治理稳态。她强调，处罚须越过有效阈值并与声誉曝光配套，形成行政、资金、声誉三通道协同的治理闭环。
北京化工大学高惠硕士在题为《中国地区气候公正转型：测度、评估及数字经济的驱动作用》的报告中，基于分配、程序、恢复性三维公正框架构建省际气候公正转型评价体系，并检验了数字经济的驱动作用。她指出，2023年全国气候公正转型指数仅为0.454，仅北京、上海超过0.6，区域差距明显，产业数字化则有助于落后省份追赶。她建议对欠发达地区给予差异化支持，优先发展产业数字化以促进公正转型。
北京化工大学刘锦潞硕士在题为《中国绿色资本跨区域流动的网络演化与动态组态路径研究》的报告中指出，网络呈“集中输出—分散承接”格局，前10城市占总流出的56%；节点类型转移不存在线性升级路径，高中心度覆盖度远高于配置效率，即“联系扩张不等于配置改善”。她建议按城市禀赋匹配差异化政策工具，推动绿色资本流动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高俊丽工程师在题为《政策演进的三维量化分析：深圳生态环境治理的轨迹、结构与驱动力（1979-2025）》的报告中，指出深圳生态环境政策体系历经环保意识萌芽期、市场法治协同期、生态城市探索期、生态文明实践期、先行示范引领期五个阶段，政策工具从强制型绝对主导（初期超90%）转向强制型主导（70%）+混合—自愿型协同（30%），政策领域从3个领域高度集中到十大领域协同发力，驱动因素中经济发展是最核心因素、环境压力约滞后3年触发响应，并提出提高政策效力、丰富政策工具箱、优化领域布局、智能化赋能、前瞻联动等对策建议。
复旦大学史溢娇博士在题为《空间治理与协同增效：生态空间管控如何促进减污降碳？》的报告中，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生态空间管控对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度的影响，指出中国需同时应对本地污染与气候变化，二者同源且政策工具契合，县域协同面临治理能力有限和跨界外部性等难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通过产业准入、环境标准、空间开发约束及生态转移支付、绩效考核等引导转型，实证表明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县域减污降碳协同度，在机制上促进非污染产业发展并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碳汇和森林覆盖率。
中国人民大学徐音涵博士在题为《污水处理费政策的阶段演进及其区域比较——基于京津冀的政策文本分析》的报告中，采用定向内容分析，从政策目标、定价与收费标准、征收规则三个模块，考察国家政策阶段演进及国家—地方与京津冀差异。指出可分为制度初步建立、征收强化与成本补偿、征收使用规范、绿色价格机制深化四个阶段；国家与地方核心目标趋同但地方目标分化，定价原则统一而收费规则地方细化；京津冀呈现差异化实践。
北京理工大学葛节肖博士在题为《当气候变化遇上人工智能：揭示其在应对企业气候风险中的作用》的报告中，指出气候风险已升级为系统性威胁，而人工智能在气候风险管理中的作用研究不足，实证表明人工智能发展有效推动企业应对气候风险，试点地区企业气候风险下降3.7%，其作用通过技术赋能、管理优化和融资激励三条路径实现，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高科技和制造业企业以及中心城市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城市中更突出，资源错配和环境不确定性会弱化该作用，而数字化转型会增强该作用，并提出深化试验区试点、实施差异化赋能策略、强化赋能路径等政策建议。
西安交通大学柴文雯博士在题为《生态功能区能否缓解人类活动压力：基于发展压力与生态约束的政策效应评估》的报告中，指出政策效应受距离建设用地距离、高程和气温影响且呈非线性，不同功能区有效性存在差异，功能区通过空间管制抬升生态恢复有效区间但改善上限受自然约束，需基于缓解效应和约束区间实施差异化分区管理，从整体管控转向精准干预。
成都市环科院张楚涵助理工程师在题为《成都市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研究》的报告中，发现耦合协调度整体提升，实现从濒临失调衰退向中级协调发展的跨越，演化历经规模驱动、转型提效、高质量协同三个阶段；四系统指数全面增长，经济增幅最大，生态环境指数后来居上，发展动力由存量依托转向增量赋能；核心驱动呈经济创新引领、生态质量支撑、资源效率赋能的分层特征；提出坚持生态优先、效率变革、创新驱动、补强民生协同短板等建议。
内蒙古财经大学韦福兴硕士在题为《北方沙区生态“风险－韧性”评估与分区管控策略》的报告中，构建“风险－韧性”双维评价体系，评估生态风险与韧性时空分异并划分治理分区。发现风险指数下降、韧性指数上升，出现由风险主导转向韧性主导的关键转折；空间上风险高值区发生转移，韧性提升由局部扩展至区域，整体从高风险低韧性向高韧性转变；障碍度分析表明风险系统障碍因子存在空间分异，韧性系统障碍因子呈全域同质化，据此划分核心干预区、重点管控区、动态监测区与安全维持区，并提出差异化治理策略。
内蒙古财经大学于月硕士在题为《荒漠化治理模式的组态路径及演进研究——基于库布齐沙漠扎根理论与动态fsQCA的分析》的报告中，识别出技术赋能治理型、制度动员响应型、市场社会联动型、协同激励驱动型四类等效路径；治理模式由单一行政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治，生态约束与社会参与的直接驱动弱化，主体协同与利益激励成为现阶段必要条件。提出以主体协同与利益激励为制度抓手，技术赋能与市场机制并举等政策建议。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谷晓轩硕士在题为《人工智能与绿色技术融合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的报告中，实证考察其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发现人工智能与绿色技术融合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并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扩展知识多元化两条路径实现；融合强度越高，促进效果越明显；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效应在偏向绿色技术、位于投入端、聘请绿色背景高管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显著。提出政府应加大政策支持、推动跨领域协同，企业应重视融合创新并加强高管绿色培训等建议。
广东财经大学许桓烨硕士在题为《绿色工厂政策的减污降碳绩效评估：基于经济安全的企业能力转化与供应链组织嵌入》的报告中，考察绿色资格如何转化为真实减污降碳绩效，提出按资格准备、形成与释放阶段实施分类绩效复核，支持关键设备、数据基础设施与绿色技术交易，将供应商评价、产品碳足迹与联合节能改造纳入链式治理，并以总体效应与条件结果并行监测形成动态复核机制等建议。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郭冬雨硕士在题为《数绿试点协同何以激活企业绿色创新——基于多层传导机制的准自然实验》的报告中，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政策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双试点协同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数量与质量提升，且效应随时间递增；机制上通过人力资本集聚、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金融发展三条路径传导；异质性表明政策红利主要落于大企业、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及非高科技企业。报告提出推进协同扩围与深度融合，畅通三条传导路径，实施差异化支持，强化政策工具系统集成等建议。
广东财经大学岳嘉宁硕士在题为《碳市场、绿色技术流动与产业低碳转型韧性：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实证研究设计》的报告中，从企业技术获取到产业恢复三个层次展开检验，认为跨企业知识获取是企业应对碳约束的重要策略，绿色知识获取的意义延伸至产业韧性，供应链关系调整为理解产业恢复提供解释机制。政策启示包括完善绿色技术信息与设备服务对接、支持供应链关系调整、持续追踪技术采用与减排成效等。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李娜硕士在题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的时空演化及障碍因素研究》的报告中，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评价体系，分析其时空演化、区域差异来源及障碍因素。发现全国综合指数稳步提升，区域呈“东北领先、东部稳步、中部追赶、西部蓄势”格局；核密度曲线右移但分布范围扩大，省际梯度差异仍存；总体基尼系数下降，区域间差异是核心来源；障碍度分析表明资源禀赋与供给是长期制约因素，旅游收入与产业增加值占比的障碍性作用持续增强。提出强化生态资源保护与可持续供给、完善价值转化机制与市场流通体系、实施差异化区域策略等建议。
内蒙古财经大学罗耀硕士在题为《规制压力、数字赋能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中国碳交易试点的微观证据》的报告中，发现碳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政策激励效应越强，大规模企业更易获益，盈利能力呈倒U型调节，中等盈利企业响应最积极。提出深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打造数字化与绿色化双轮驱动、实施差异化监管与精准支持等建议。
内蒙古财经大学寇慧敏硕士在题为《数字溢价能否赋能城市低碳绿色转型？》的报告中，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经济政策对城市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及机制。发现该政策显著提升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其作用通过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条渠道实现：数字基础设施改善信息匹配与资源配置，降低单位产出能耗；要素向低能耗、高附加值部门转移，压降高耗能部门权重。异质性表明，政策效应在中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更强。提出分类推进、数字化嵌入传统产业改造、数字基建与绿色能源协同布局等建议。
注：本文所载观点均为报告人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主办单位及相关机构意见；相关内容为学术研究成果，不构成政策建议。
京公网安备 11010702002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