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面向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影响大气环境的内外部条件发生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科学谋划中长期大气污染治理目标与路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立足新阶段大气环境管理需求,系统分析2035年美丽蓝天目标的阶段内涵、实现条件与战略路径。研究提出,2035年美丽蓝天目标应以PM2.5浓度持续下降为核心,协同推动臭氧污染逐步进入下降通道,并促进空气质量改善由重点区域突破向全域提升拓展。未来大气污染治理既面临末端治理减排空间收窄、气候变化增加空气质量改善不确定性等约束,也存在绿色低碳转型释放结构性减排动能的重要机遇。为此,应顺应“双碳”目标引领的结构转型趋势,以绿色产能升级拓展结构性减排空间,统筹实施重点领域重大减排工程,推动大气环境管理向系统化和精细化延伸,健全多元化的长效治理体系,促进空气质量持续稳定改善,以期为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及中长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现2035年美丽蓝天建设目标提供支撑。
关键词:美丽蓝天;系统治理;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绿色低碳转型;长效治理机制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蓝天保卫战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中之重。良好的大气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美丽蓝天更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标志性成果。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和《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三个“大气十条”,大气污染治理取得历史性成效。2015—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以下简称PM2.5)年均浓度由46 µg/m3降至28 µg/m3,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由2.8%降至0.9%,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治理能力持续提升[1]。随着蓝天保卫战深入推进,我国大气环境治理已由快速削减一次污染物排放、集中解决重污染问题的攻坚阶段,逐步转向以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影响大气环境的外部自然条件和内部驱动因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利气象影响和复合污染风险上升,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不确定性增强;另一方面,“双碳”目标引领下的产业、能源和交通等领域结构性调整持续推进,将对未来大气污染物排放格局及减排潜力产生重要影响。面向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科学谋划大气污染治理目标与路径,需要在延续已有治理成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外部环境变化、污染结构演变和绿色低碳转型进程对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深层影响。
围绕我国大气污染治理进程,已有研究在空气质量变化特征、排放演变及驱动因素、污染来源解析、复合污染形成机制、健康风险与协同效益、政策效果评估等方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为认识我国大气污染治理成效及其影响机制提供了重要基础[2-8]。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既有治理措施的效果评估、污染过程解析及单一领域治理路径分析,对于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下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内涵如何演变、绿色低碳转型如何重塑减排动力、气候变化与复合污染如何影响治理路径,以及治理体系如何适应未来治理需求等问题,尚缺乏系统性分析。因此,有必要从中长期视角统筹分析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实现条件和治理路径,探索与新阶段要求相适应的大气污染治理体系。
基于此,本文立足新阶段大气环境管理需求,构建“目标维度—实现条件—路径响应”的分析框架(图1),围绕与美丽中国建设相适应的空气质量目标内涵、目标实现面临的约束条件与转型动能、以及大气污染治理路径展开分析,为科学谋划“十五五”及中长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现2035年美丽蓝天建设目标提供支撑。
图1 面向2035年美丽蓝天建设目标的大气污染治理分析框架
(注:该框架从目标维度、实现条件和路径响应三个方面展开,分别刻画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内涵、目标实现面临的约束与机遇,以及与目标要求相适应的治理路径。)
2 2035年美丽蓝天目标的内涵与阶段要求
随着蓝天保卫战的深入推进,我国大气环境治理的基础条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十余年,我国以PM2.5浓度下降和重污染天气减少为重点,通过持续推进产业、能源、交通结构优化调整,深入实施重大减排工程,实现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削减,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但随着污染治理不断深入,部分传统治理措施的边际减排潜力逐步收窄,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等问题更加突出。“十四五”时期以来,全国PM2.5浓度改善趋势明显放缓,2021—2025年持续在28~30 µg/m3波动;与此同时,臭氧浓度整体呈高位波动态势,多污染物协同控制与区域协同治理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1]。这表明,我国大气环境治理正由以大规模污染物减排推动空气质量快速改善的攻坚治理阶段,逐步转向以中低浓度条件下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治理效能提升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面向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需以PM2.5浓度持续下降为核心,协同推进臭氧污染防治,推动空气质量改善由重点突破向全域提升拓展、由阶段性攻坚向系统性治理深化,实现空气质量持续稳定改善。2035年美丽蓝天目标的内涵与阶段要求如表1所示。
2.1 以PM2.5浓度持续下降推动空气质量改善由量变向质变跃升
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GBD)2023研究结果表明,环境PM2.5污染是我国排名第三的致死风险因子,归因于环境PM2.5暴露的过早死亡人数占全球同类归因死亡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9]。PM2.5不仅是对我国人群健康影响最大的大气污染物,也是影响公众蓝天感受最直接的污染物。以保护公众健康为根本出发点,持续降低PM2.5浓度仍应作为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核心目标,辐射带动其他大气污染问题得到控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到2035年全国PM2.5浓度下降到25 µg/m3以下。全球疾病负担主流模型分析表明,当PM2.5年均浓度降至25 µg/m3时,全国由PM2.5长期暴露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有望从当前的一百余万下降至数十万[10];基于PM2.5年均浓度与逐日浓度分布、逐日能见度分布的统计关系分析,全国能见度不足10km的天数占比将从2024年的17%左右下降至5%左右,由PM2.5引发的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有望降至1%以下。由此可见,全国PM2.5浓度下降到25 µg/m3以下,不仅意味着浓度水平进一步降低,更将显著提升美丽蓝天的健康效益和公众感知效益,体现出我国大气环境管理目标从注重污染浓度下降,向更加重视健康风险降低和公众蓝天获得感提升的进一步深化。
当前,我国PM2.5污染防治正逐步进入中低浓度条件下持续改善的新阶段。2015—2020年,全国PM2.5年均浓度由46 µg/m3下降至33 µg/m3,改善成效显著;但在“十四五”时期,PM2.5浓度下降速度明显放缓,总体在28~30 µg/m3波动[1]。面向2035年美丽蓝天建设目标,不仅要推动PM2.5浓度进一步下降,更要提升改善过程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抗波动能力,实现从前期浓度快速下降的“量变”阶段,向污染水平更低、改善成效更稳、环境健康效益更加显著的“质变”阶段跨越。
2.2 协同推进臭氧污染越过拐点,实现空气质量系统性改善
近年来,我国臭氧浓度整体呈高位波动态势,是“大气十条”实施以来唯一浓度未下降的主要污染物。“十三五”时期以来,全国臭氧浓度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十四五”期间在137~145 µg/m3高位震荡,已成为影响美丽蓝天成色的关键短板[1]。
臭氧生成机制复杂,对前体物排放结构和气象条件高度敏感,治理难度远大于其他污染物。同时,臭氧污染防治与PM2.5持续改善具有明显协同性。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影响PM2.5和臭氧协同变化的重要共同前体物,其减排比例和组合方式直接影响二者的协同响应。由于臭氧生成具有显著非线性,单一前体物减排或不均衡减排难以推动臭氧稳定下降,甚至引发阶段性反弹。因此,面向2035年的空气质量目标,需要更加重视VOCs和氮氧化物的协同减排。
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在排除气候变化和气象波动潜在不利影响的条件下,从实现PM2.5浓度目标的需求出发,推动VOCs和氮氧化物减排20%以上,有望推动臭氧浓度越过拐点并进入下降通道,带动所有常规大气污染物浓度呈现下降态势[11]。这表明,2035年美丽蓝天目标不仅应要求PM2.5持续下降,也要要求臭氧污染由长期高位相持逐步转向稳定改善,从而推动空气质量改善由单项突破转向多污染物协同和全指标整体向好的系统性提升。
2.3 推动空气质量改善由重点突破向全域提升拓展
当前,我国空气质量水平与改善成效仍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交通运输、地形气象条件等方面差异明显,污染特征、重点污染时段和治理基础也不尽相同。这决定了2035年美丽蓝天目标不能仅关注全国空气质量的整体改善,还要进一步体现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梯次提升要求。
从区域类型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角地区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仍是全国空气质量改善的关键区域,目标重点应聚焦持续降低PM2.5浓度水平、减少重污染天气,并推动PM2.5与臭氧污染协同改善。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和新疆“乌—昌—石”等强化区域,空气质量改善基础相对薄弱,2025年PM2.5平均浓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1.4倍,且近十年改善幅度明显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应加快补齐治理短板,缩小与重点区域改善成效之间的差距,其中长江中游城市群需扭转污染反弹和复合污染加重趋势,川渝地区需降低轻中度污染多发风险,“乌—昌—石”区域需降低采暖季重污染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福建和海南等空气质量基础较好的先行区域,则应对标更高水平健康保护目标,推动低浓度阶段持续改善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东北地区、广西、云南等地则需结合区域特点,重点解决秸秆焚烧等季节性污染问题。[12]
面向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应坚持分区分类、梯次推进,推动空气质量改善由少数重点区域攻坚向全国城市整体提升拓展,逐步缩小区域间差距,实现更大范围、更趋均衡的改善。力争到2035年,全国95%以上城市PM2.5浓度稳定在35 µg/m3以下,60%的城市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26)要求的25 µg/m3。
表1 面向2035年美丽蓝天愿景的空气质量目标内涵
目标维度
内涵转变
2035年阶段要求
治理方向
健康效益
从以浓度下降和重污染天气削减为主,拓展到健康风险降低和公众感知改善
推动PM2.5浓度进一步下降,长期暴露健康风险降低,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减少,能见度提升
强化健康导向的空气质量目标管理,将PM2.5持续改善与人群暴露降低、健康风险削减和公众感知改善相衔接
复合污染
从以PM2.5单项改善为主,转向PM2.5与臭氧协同改善
在PM2.5持续改善基础上,推动臭氧污染逐步进入下降通道,实现空气质量系统性改善
强化氮氧化物和VOCs等前体物协同减排,提升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能力
空间分异
从重点区域率先突破,拓展到分区分类梯次推进和全国空气质量整体提升
推动更多城市稳定达到空气质量标准要求,并促进部分城市率先达到更高水平目标,实现空气质量改善由重点突破向全域提升拓展
构建差异化目标体系和分区分类治理路径,推动不同类型区域在各自基础上持续改善
3 面向2035年目标实现的约束条件与转型动能
面向2035年,我国大气污染治理面临的内外部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传统末端治理的减排潜力逐步收窄,气候变化和气象波动等因素增加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双碳”目标战略推动产业、能源和交通系统深度调整,为大气污染物结构性减排提供了新的动力来源。新约束与新动能并存,意味着未来大气污染治理既要突破传统减排方式的局限,也要充分把握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带来的战略机遇,推动治理重心由以污染治理措施为主要抓手,向结构性减排与深度治理并重、治理能力与治理效能同步提升转变,为2035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构建更加稳定、可持续的支撑体系。
3.1 传统末端治理措施减排潜力逐步收窄
2013年以来,我国空气质量快速改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重点行业深度治理、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移动源排放管控等末端治理措施[13]。这些措施面向高排放源和高排放环节,具有减排效益显著、空气质量响应快等特点,是污染防治攻坚阶段取得显著成效的重要支撑。随着燃煤电厂和钢铁、水泥、焦化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渐次推进,移动源排放标准从落后发达国家3个阶段到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传统高排放领域依靠末端治理进一步减排的潜力正在快速收窄,未来大气污染治理的主要增量动能将更多来自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系统性转型。对于保持重点行业稳定低排放、防止污染反弹和应对局地污染过程,末端治理仍具有基础性作用,但其定位应从污染防治攻坚阶段的重要增量减排手段,逐步转向以巩固既有减排成效、保障稳定达标排放为重点,并使其与结构性减排和全过程污染控制协同发挥作用。
3.2 气候变化增加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全球变暖趋势持续加剧,气候系统变化正在改变区域大气环流、边界层结构和气象要素分布,进而影响污染物生成、累积和区域输送过程,这给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带来新的挑战[14]。一方面,不利扩散条件可能增加污染物累积,影响PM2.5污染过程,并削弱减排措施带来的浓度改善效果;另一方面,高温、强辐射等极端天气条件将增强光化学反应和大气氧化性,促进臭氧生成,并可能进一步影响二次颗粒物形成。研究显示,在污染物排放水平保持不变的情景下,气候变化可能在21世纪中叶使我国人口加权PM2.5和臭氧浓度分别上升约3%和4%[15]。同时,污染暴露与气候变化相关健康风险可能产生叠加效应,对未来大气环境治理与公众健康保护提出更高要求。相关研究机构气象条件年代际波动分析预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整体处于气象不利周期[16-17];此外,气候变化还将使气象要素年际变化更加显著,进而加剧空气质量年际波动,影响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总体态势。
3.3 绿色低碳转型释放结构性减排动能
我国已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碳达峰驱动下的结构性转型将成为未来大气污染物减排的关键动能。在固定源方面,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较高的传统高耗能行业增长空间收窄,部分冶金、建材行业产品产量进入下行通道。历史数据表明,粗钢产量在2020年达峰后持续下降,2025年较峰值下降约9.8%;水泥产量下降更为明显,2025年较2014年峰值下降约32.1%。2026年1—8月,粗钢和水泥产量分别累计同比下降3.1%和9.0%,显示传统高耗能产品生产扩张动能明显减弱[18]。根据相关行业协会预测,“十五五”期间粗钢、水泥、焦炭3类产品产量将分别下降约5%、15%和10%,与“十四五”时期前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19-20]。这表明,活动水平调整和产业结构变化本身将逐步成为工业源大气污染物减排动能。在移动源方面,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交通领域低碳化、清洁化转型进一步提速。2026年4月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60%;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清洁货运车队有望逐步成为主流[21-22]。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汽油、柴油产量分别同比下降3.4%和1.8%,2026年1—8月分别累计同比下降6.8%和8.5%,呈现出汽柴油消费量达峰的信号[18]。总体来看,绿色低碳转型正在改变大气污染物排放增长的底层驱动机制。“十五五”期间,我国由于社会生产生活变化导致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新增量有望首次由正转负,为持续推动大气污染物减排提供有利契机。
4 面向2035年美丽蓝天建设的大气污染治理战略路径
2035年美丽蓝天建设,不仅需要明确战略目标,更需构建与新阶段约束条件和转型动能相适应的治理路径。应深入理解新发展阶段下的转型逻辑,主动顺应和利用“双碳”目标引领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将碳减排的刚性约束转化为产业、能源和交通结构深度调整的内生动力,助推绿色低碳产能占据主导地位,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拓展结构性减排空间。在此基础上,应精准把握结构调整与深度治理关键点,顺势谋划并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完善与新阶段系统治理要求相适应的治理体系,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大气环境质量协同提升提供支撑。
4.1 以绿色产能升级拓展结构性减排空间
随着部分传统高耗能产品产量变化趋势由上升转向平台调整甚至下行,相关行业发展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钢铁、建材、焦炭等行业将逐步由产能扩张转向减量提质、存量优化和效益提升,大气污染治理需要更加主动地利用行业转型契机,助推绿色产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在此背景下,相关行业的环境经济政策也应随之调整,将重心从通过前置性政策限制产能,逐步转为更加注重扶优淘劣和存量结构优化,通过差异化政策工具给环境绩效高的优质产能提供更多行业内竞争优势。应以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和传统高耗能行业为重点,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要求与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更加紧密地结合。依托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等已有管理基础,针对污染物排放强度高的行业建立差异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生产活动进一步向环保绩效较高的企业集中,倒逼落后产能加速出清。通过这种方式,推动结构性减排由行政性产能约束转向更多依靠市场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持续减排动力。在这一过程中,大气环境保护将不再是产业发展的外部约束,而是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
4.2 以重点工程推动多领域协同深度减排
聚焦PM2.5与臭氧协同控制主线,以氮氧化物和VOCs减排为重点,统筹考虑各行业各领域发展态势、减排潜力、技术成熟度和实施经济性等因素,围绕重点行业、重点设施和重点区域,系统谋划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推动结构性减排与污染深度治理协同发力。一是实施重点行业绿色低碳改造工程,围绕钢铁、焦化、水泥、有色等高排放行业,推进生产流程再造、先进生产工艺应用和关键装备升级,结合产业集群整治提升、落后产能有序退出等结构优化行动,推动重点企业和园区绿色低碳转型。二是实施能源清洁利用工程,聚焦燃煤锅炉、工业窑炉和散煤使用等重点领域,推进清洁能源替代与终端用能电气化,实施燃煤锅炉关停整合、工业炉窑清洁化改造等重点工程。三是实施交通运输清洁化工程,围绕车船机械新能源替代和运输结构优化,加快构建绿色低碳货运体系,聚焦重点物流通道、港口和大型工业企业等应用场景,实施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非道路移动机械零排放示范和零排放货运廊道建设,推动长江干线、京杭大运河等重点水运通道绿色航运工程建设。四是实施工业源深度治理工程,推进水泥、焦化、燃煤锅炉等重点行业超低排放改造和燃煤电厂全负荷脱硝改造工程,在家具制造、工程机械涂装、汽车维修和建筑地坪涂装等重点领域推进低VOCs原辅材料替代,以石化化工等行业为重点推进VOCs全过程综合治理。通过打造一批可复制、可示范、可持续的标志性工程项目,系统提升大气治理的结构支撑和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效能。
4.3 以系统化、精细化管理提升复杂风险应对能力
随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大气环境管理面临的问题类型、作用尺度和风险特征正在发生变化。当常规污染物浓度达到较低水平后,单纯污染物浓度已难以全面表征环境质量改善需求,与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影响、健康风险及局地高感知污染相关的新型管理需求逐步凸显。因此,面向“十五五”时期和2035年美丽蓝天目标,大气环境管理需要由以常规污染物浓度控制为核心,进一步向多目标、多尺度和风险导向的系统化、精细化管理拓展。
在系统化管理方面,未来大气治理需要更加关注污染物环境效应的跨系统影响,统筹考虑大气成分变化对气候系统的影响、大气沉降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相关环境变化对大气环境的反馈作用。随着环境影响认识和风险管理要求不断深化,氨等活性氮的管控需求将逐步凸显,氢氟碳化物、重金属(如汞等)、气态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新污染物等环境风险因素也需要纳入协同管控范围[23]。由此可见,未来空气质量管理将逐步突破以PM2.5浓度改善为核心的污染控制模式,向多污染物、多介质和多风险协同管理转变。
在精细化管理方面,随着区域重污染过程持续减少,部分短时、高频、强感知的局地环境问题将成为影响公众环境体验的重要因素。恶臭异味、餐饮油烟等问题具有影响范围小、发生时段集中和公众感知强等特点,难以完全依靠传统城市尺度空气质量评价体系进行识别和管理。未来需要结合高时空分辨监测、污染源识别和公众感知评价,推动管理尺度由区域平均浓度向局地暴露风险和环境品质提升延伸,实现区域空气质量改善与公众环境体验提升相统一。
4.4 以治理体系优化支撑空气质量长期稳定改善
空气质量改善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需要与治理阶段变化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和能力支撑。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进入中低浓度背景下持续改善的提质增效新阶段,原有以集中攻坚、行政推动和工程治理为主的治理模式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需要进一步提升地方治理主观能动性,增强企业和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内生动力。面向2035年美丽蓝天目标,需要构建更加系统化、多元化的治理体系,通过制度安排形成长效机制和激励机制,激发更有活力的治理格局。
一是健全以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管理为核心的目标管理制度。随着空气质量改善进入中低浓度持续提升阶段,单纯依赖年度浓度变化和阶段性考核的管理方式,难以充分体现长期治理成效,也容易受到气象年际波动影响。面向2035年美丽蓝天目标,应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完善城市达标管理制度,建立目标分解、规划实施、跟踪评估、绩效考核有机衔接的管理闭环,针对不同城市不同的改善基础和所处的达标阶段,实施差异化管理,推动地方治理目标由完成阶段性任务向长期稳定改善转变。
二是完善分区分类、梯次推进的区域协同治理体系。随着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不同区域污染成因、治理基础和改善潜力差异进一步显现,区域治理需要由以重点区域攻坚和污染过程应对为重点,向分区分类、差异化治理转变。通过优化治理区域划分,实施差异化目标任务和政策配置,推动重点区域持续攻坚、强化区域突破提升、先行区域示范引领、其他区域因地制宜改善,形成各有侧重、协同推进的区域治理格局。同时,进一步完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推动重污染天气联合应对与跨区域常态化协同治理深度融合。
三是完善标准、绩效和市场机制协同的长效治理体系。中长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需要从依靠行政推动和财政投入,逐步转向标准约束、政策激励和市场机制共同驱动。应持续完善产品和排放标准体系,推进源头产品质量标准提升、先进排放控制要求标准化与滞后标准迭代更新,强化氮氧化物、有毒有害污染物、温室气体等协同控制要求,推动标准体系适应减污降碳协同和环境健康保护新需求。同时,深化重点行业绩效分级管理制度应用,将环境绩效结果与项目准入、金融支持、财政激励、执法监管等政策工具协同衔接,充分发挥差异化激励与约束作用,推动形成优胜劣汰、动态优化的治理格局。
四是强化科技赋能,提升复杂大气环境问题的决策支撑能力。面向复合污染特征凸显和气候风险影响增强的新形势,应完善覆盖监测感知、排放表征、机理解析、情景模拟和政策评估的全过程科技支撑体系,提升对空气质量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的动态识别、预测和归因能力。强化环境、气候和健康效益综合评估及不同治理路径的前瞻研判,推动形成基于科学证据的目标制定、路径优化、实施评估和动态调整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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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Pollution Control Targets and Pathways towards a Beautiful China by 2035
FENG Yueyi, ZHENG Yixuan, HE Jinyu, CHEN Chuchu, WEN Zhang, SUN Yamei, LIU Wei, LIU Yuxi, NING Miao, LEI Yu*, WAN Jun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Beijing 100041, China)
Abstract: Achieving the 2035 vis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calls for scientifically grounded medium- and long-term goals and pathways for air pollution control, especially amid China’s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ition and profound shifts i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ers of air qual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tent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2035 “Beautiful Blue Skies” target, the conditions for its realization, and the strategic pathways needed to address emerging demands i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2035 target should continue to center on sustained reductions in PM2.5, while promoting a coordinated shift of ozone pollution onto a gradual downward trajectory and extending air-quality improvement from breakthroughs in key regions to broader nationwide gains. Future air pollution control will face tighter constraints as the marginal abatement potential of end-of-pipe measures declines and climate change increases uncertainty in air-quality improve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ition offer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unlock structural emission reductions. To seize this opportunity, China should align air pollution control with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driven by carbon mitigation, expand structural abatement through the upgrading of green production capacity, implement major emission-reduction programs in key sectors, extend atmospheric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oward more systematic and refined approaches, and strengthen a multi-actor long-term governance framework. These efforts can support sustained and stable improvements in air quality,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planning China’s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2026–2030) and beyond, while advancing the 2035 “Beautiful Blue Skies” vision.
Keywords: Beautiful Blue Skies; systemic governance; synergistic control of PM2.5 and ozone;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long-term governance mechanis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