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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之声丨高涵等:面向美丽中国建设的地表水生态环境目标管理发展及其“十五五”时期转型
日期:202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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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我国水生态环境目标管理经历了从单一水质指标向综合水生态环境状况评估的演化。“十四五”以前,以“总量减排”“达到或好于Ⅲ类水质比例”等为水生态环境管理核心目标指标,这些指标在推动污染减排与水环境改善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本文系统回顾了我国水生态环境管理主要目标指标的发展历程,归纳了“十五五”时期面向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水生态环境保护管理目标指标转型的价值逻辑与系统逻辑,剖析了“优良水体比例”指标的设计思路与引导作用,探讨了“十五五”时期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重点战略任务。分析结果表明,面对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突出需求及系统解决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基本要求,“十五五”时期应将“优良水体比例”作为约束性指标,在保留水质类别评价的基础上纳入水生态相关要素,有效引导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并以此为基础持续强化对“三水统筹”目标指标的研究制定,为助力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提供水生态环境要素指引。
  【关键词】
  优良水体比例;达到或好于Ⅲ类水质比例;水生态环境管理;地表水;目标管理
  引言
  良好的地表水生态环境是美丽中国的组成要素之一。水生态环境管理目标指标是各级政府实施环境治理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发挥着“指挥棒”的作用。科学合理地开展地表水生态环境目标管理可以有效引导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发展、推动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水生态环境目标管理体系不断完善,根据各个时期最为紧迫的水生态环境问题,合理推动目标指标设置和调整,为各个时期水生态环境保护指明了工作重心。进入美丽中国建设新阶段,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系统治理格局对目标指标体系设置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202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将地表水生态环境质量约束性指标从“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调整为“优良水体比例”,这反映了对新时期水生态环境管理的特征和发展方向的引领。《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优良水体比例”和“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质比例”分别设置为“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中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方面的约束性和预期性指标。
  “十五五”时期水生态环境目标管理正面临转型,其目标指标的功能定位、评价对象与技术方法均发生了调整,转型的逻辑与目标指标的设计思路需从历史演进与现实需求角度加以辨析。本文系统回顾了我国水生态环境管理主要目标指标的发展历程,归纳了“十五五”时期目标管理转型的内在逻辑,剖析了“优良水体比例”指标的设计思路与实现的技术路线,进而探讨了转型背景下水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重点方向,以期为“十五五”时期水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1水生态环境管理主要目标指标的发展历程回顾
  1.1起步阶段:浓度控制管理
  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环境保护政策体系尚不健全,工业排污引发的官厅水库水污染等严重污染事件成为推动水污染防治工作起步的直接动因[1-3],一系列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集中出台[4]。1975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编制的第一个环境保护十年规划提出了环境保护目标,要求大中型工矿企业、污染危害严重的企业及18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执行国家规定的标准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首次纳入环境保护,提出了分期分批地抓好老企业污染的治理,以及“三废”排放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等具体要求;同期,“谁污染谁治理”、“三同时”、排污收费、排污许可证等制度均体现了鲜明的污染物排放控制特征[5]。这一时期,水生态环境管理以工业污染防治为主要工作导向,将推动点源达标排放作为核心管理目标,通过制定排放管理制度对排污责任予以约束,进而带动解决局部地区水污染问题。
  1.2大规模治污阶段:总量控制目标管理
  1988年《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将总量控制与环境管理目标要求挂钩[6];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要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抓紧建立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和定期公布制度”;同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要求“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实现水污染物达标排放仍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体,可以实施重点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提供了制度实施的法律依据[7]。“九五”时期和“十五”时期,“三河三湖”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计划将总量控制与水质目标相结合,按“容量总量控制”思路确定最大允许排污总量目标,同时逐步呈现向“目标总量控制”转变的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首次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设置为经济社会发展约束性指标,形成了“淡化基数、算清增量、核实减量”的核算规则,将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三大措施作为技术路线[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继续沿用“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水污染物控制指标从化学需氧量拓展至化学需氧量、氨氮。同步印发实施的《主要水污染物总量分配指导意见》等配套文件,逐步健全了总量控制目标责任考核制度[9],促进了总量控制制度管理效能的提升,有力推动了污水处理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为水环境质量改善作出了贡献[3,5-6]。
  1.3质量改善阶段:水质目标管理
  2015年,国务院印发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水十条”),提出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系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标志着我国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入崭新的阶段[4,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和“劣Ⅴ类水体比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同时继续沿用化学需氧量、氨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约束性指标,两类指标一并成为引导水环境质量改善的核心指标。
  《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年)》首次将规划范围拓展到全国,为全国层面水质目标管理提供了实施载体,贯彻“水十条”“抓两头、带中间”管控思路,将“好水”“差水”管控目标与控制单元分区体系衔接,形成“质量—总量—项目—投资”四位一体技术路线[11-12]。《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规定(试行)》确立了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兼顾重点工作的考核导向,与《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实施情况考核暂行办法》及水污染防治工作目标责任书等制度形成合力,进一步压实了地方政府主体责任[4]。“十四五”时期发布的《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按照“巩固一批、改善一批、恢复一批”的总体思路,稳步推进国控断面水生态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在科学设置国控断面水生态环境质量目标的同时,兼顾“三水统筹”目标指标体系,初步实现对水生态环境系统改善的正向引导[13-14](表1)。
  表1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中涉水约束性指标变化情况
  2“十五五”水生态环境管理目标指标转型逻辑
  回顾我国水生态环境管理主要目标指标的发展历程,各时期指标调整受到两组内在逻辑的共同作用。一是价值逻辑,即以目标指标作为“指挥棒”,其功能定位始终回应着特定时期人民群众对水生态环境的核心诉求,随着人民群众需求的提升而逐步拓展。二是系统逻辑,即目标指标的设定及其对应的治理手段,必须与特定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其响应规律相匹配。这一结论与公共管理研究关于规划目标体系构建的分析相呼应,即规划实施目标体系需要同时回应“以人民立场锚定价值目标”与“以系统思维连通目标体系”的双重要求[16]。价值逻辑为指标转型提供方向牵引,系统逻辑为指标转型提供方法约束。进入“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对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的强调,构成了价值逻辑层面的转型压力;水生态系统功能耦合规律对协同治理的内在要求,构成了系统逻辑层面的转型依据。
  2.1应对美丽中国建设需求的必然选择
  美丽中国建设的价值基点是人民性,其检验标准是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人民至上”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其在生态文明领域的集中体现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特质,将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将人民满意作为衡量治理成效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美丽中国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主体,其实践要求在于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施政方向[17],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18],将生态环境达标与人民群众可感可及建立联系。
  人民群众对优美水生态环境的直观感受,体现于“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环境领域社会观点研究通过实证表明,人们对环境水体的社会认知主要依赖感官线索,对理化指标数值结果不敏感,对生态、生境、景观等感官指标高度关注,社会表征与管理决策导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可能影响环境治理投入的社会获得感提升[19-21]。以单一指标评价的目标管理体系,在回应人民群众需求上存在局限性。“十五五”时期我国推动的目标指标转型,本质上是用评价指标的价值导向来校正治理手段的选择,通过将指标内涵向更可感、更可及的水生态系统延伸,使评价尺度与人民群众的感知尺度相统一。
  2.2推进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的必然过程
  水生态环境系统是由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各要素间存在功能耦合关系。“三水统筹”是以水资源循环与平衡为基础、以水环境保护与提升为保障、以水生态健康与可持续性为目标的协同治理,具有跨尺度、全过程、多目标和系统性的典型特征[22]。这一概念揭示了水生态环境系统各要素间的功能依赖和反馈回路关系:水资源条件决定了水体的物理生境,水环境质量构成了生物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水生态系统通过群落结构和生物多样性反馈调节水体状态。实证表明,水生态环境系统的韧性与稳定性随着水生态系统结构的复杂度与生物多样性增加而显著提升,出现“自持性”的水质改善成效;不健全的水生态系统易丧失自我维持的正反馈机制,水体对污染扰动的缓冲能力减弱,改善成效不稳固[23-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于2025年达到85%的目标。通过多年努力,2025年我国地表水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比例实际数据已超过90%[25],根据国内外三项监测可比的水环境理化指标评价,中国与发达国家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基本相当[13],污染治理核心矛盾大幅缓解。同时,局部河湖水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已成为制约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的短板。根据《2023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已建成流量为5米3/秒以上的水闸9.4万座,其中大型水闸900余座。受水资源开发、过度捕捞、工程改造、岸线挤占等人类活动影响,水体水文节律改变、生境破坏等问题在各流域不同程度存在,导致水生生物群落结构严重退化,底栖动物清洁种显著减少、耐污种占据优势,鱼类等种群数量减少,部分珍稀保护物种已无法监测到自然繁殖过程,水体生态功能实际已受损[13,22,26]。河流和湖库天然水文节律发生变化,河流库塘化现象逐年突出,湖库富营养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13,27]。在现有水污染治理投入下,如果不引导同步提升水生态系统韧性,水质改善的成效就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系统稳态,已有的治理投入也将面临边际效益递减的困境[28-30]。
  国际经验同样印证该治水阶段目标指标转型的普遍性。美国自2006年起每五年开展一次国家水生资源调查,评价内容从传统的理化指标拓展至生物指标。根据2018—2019年1808个点位所代表的150万英里(1英里=1.61千米)江河溪流评价结果,大型底栖动物和鱼类群落为健康状态的河流长度占比分别仅为28%、35%;根据2022年随机选取的981个湖泊评价结果,49%湖泊叶绿素a浓度异常,30%湖泊呈严重富营养化[31-32]。欧盟于2000年出台《水框架指令》,要求各成员国以生物质量指标为核心,结合物理化学和水文形态指标对地表水体进行生态状况评价(图1)。该指令原本要求2015年前所有水体均达到良好及以上状况,但经过三期评估后已将该要求延期至2027年,2024年报告披露的达标水体仅占37%[33]。国际经验表明,水生态系统的恢复比水质改善需要更系统的治理投入和更长的周期。
图1 欧盟《水框架指令》评价体系[34]
  3“优良水体比例”指标设计
  “优良水体比例”是以往“达到或好于Ⅲ类水质水体比例”指标的延续和拓展,它在水质的基础上,叠加水生态指标,综合计算水生态环境达到优秀和良好状况的水体占全部水体的比例。与以往单一要素评价不同,该指标将水环境、水生态等复合要素纳入指标评价,这就需结合科学原理和客观经验,厘清“用什么评”“怎么评”的问题,即参评指标如何选取、评估方法如何构建,以形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水生态环境综合评估指标。通过目标指标设计,客观反映水生态环境现实状况,增强对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引领作用,引导各地更加注重水生态系统健康恢复,为水生态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奠定基础。
  3.1参评指标选取
  河流与湖库在水文条件、水动力特征、生物群落组成及生态过程等方面存在根本性差异,水生态评价中需要针对两类水体分别确定评价指标。根据美国国家水生资源调查、欧盟《水框架指令》及我国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评价试点工作经验,按水体类型设置差异化参评指标已成为国际共识。“优良水体比例”计算方法明确规定,按照河流、湖库分类确定评价指标,并确保所选指标能够体现生态流量对水质改善和水生生物恢复的保障作用,以达到引导各地统筹“三水”治理的目的。
  3.1.1以底栖动物状况表征河流水生态状况
  选取的“优良水体比例”参评指标应具备监测方法成熟稳定、数据结果客观可比、响应变化敏感、群众可感知等特征。当前常用的水生态指标适用条件与局限性各有不同。鱼类是应用较多的代表性水生态指标,能够从高营养级反映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但其活动范围大、迁移能力强,在现有监测观测规范中尚未严格统一采集方式,造成评价结果随机性大、复现性差。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在水体中分布均匀、易于采集,但鉴定专业要求高、群众难以直观感知,表征水生态状况的说服力相对不足。底栖动物具有活动范围有限、对水生态环境变化高度敏感的特点,其群落结构能够综合反映水体长期受胁迫的状况,同时其监测采样方法成熟、工作基础较好、直观反映修复成效,指标普适性相对较好。综上所述,河流评价选取底栖动物作为水生态状况的表征指标。
  3.1.2以综合营养状态表征湖库水生态状况
  湖库作为静水或缓流环境,氮、磷等营养物质易在水体内滞留富集,能推动生态系统发生稳态转换跃迁,从而出现藻类增殖、水生植被衰退、生物多样性锐减等问题,其生态系统失衡的表现形式与河流存在差异。用于表征湖库水生态状况的指标应具备对营养盐输入响应灵敏、能够反映生态系统状态及变化趋势、监测方法成熟规范等特征。综合营养状态指数是当前国内外评价湖库富营养化程度的通行方法,该指标通过总磷、总氮、叶绿素a、高锰酸盐指数和透明度五项指标综合计算得出,可通过量化富营养化风险反映湖泊水生态系统健康程度。从实践基础来看,全国湖库已积累了长期、系统的综合营养状态指数监测数据,指标表现与群众感官体验直接关联,具有较好的表征效果。
  3.1.3设计横向可比的指标评价方法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水生态状况受气候、水文、地貌等条件综合影响,物种分布和生物节律存在天然差异,目标管理过程中易造成水生态指标计算结果横向不可比的问题。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通过生态分区方式开展水生态指标的分区差异化计算,通过设置期望值等方式确保水生态指标计算结果横向可比。在我国长江流域水生态监测评价试点工作中,充分考虑长江源头区、上游、中游、下游生态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差异,按照有权威记录的历史较好状态值、现有标准规范要求、监测调查统计结果等,确定各指标的评价期望值。根据国内外经验,“优良水体比例”应结合流域、海拔确定的分区设置评价期望值,合理减小自然禀赋差异引入的评价结果误差。
  3.2评估方法构建
  “优良水体比例”评估需要整合水质类别和水生态状况两类指标,如何将两者组合得出一个综合结论,则面临两种方法的选择。一种是赋分加权法,先对各单项指标赋分,再按权重汇总为综合得分并分级定档;另一种是条件判断法,按规则组合各项指标等级得出综合结论,体现“短板约束”思维。两种方法各有适用条件,此外,也有其他方法可以选择。
  3.2.1赋分加权法
  我国已开展的水生态综合评价主要采用多指标赋分加权的评价体系,如国家标准《水生态健康评价技术指南》(GB/T 43476—2023)、水利部发布的《河湖健康评估技术导则》(SL/T 793—2020)、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评价办法(试行)》等,多项标准均从“三水”角度分列指标并赋予计算权重。在赋分加权法框架下,各项指标的改善与退化被量化为数值,通过加权求和相互抵消,最终以综合得分呈现,其缺点为可能出现综合状况好转但具体指标恶化的情况,评价结果对单项指标的退化不敏感。此外,不同指标体系设计出发点互不相同,“三水统筹”内在逻辑存在差异化侧重,指标权重设置与评价目的高度衔接,权重确定难度较大。
  3.2.2条件判断法
  欧盟等已构建了基于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等多要素的条件判断评价方法,将“水生态环境状况”拆分为水质、水生态、水文形态三个维度,并通过三个维度的状况评价,结合规则给出综合结论,判断水体水生态状况(ecological status classification)等级为极好、良好、中等、较差还是极差,满足了“三水统筹”对指标的一致性要求。其中,极好状况以生物质量指标达到参照条件、理化和水文形态指标均达到极好状态为筛选条件;良好状况以生物质量指标轻微偏离参照条件、理化指标能够满足功能需求为筛选条件。我国已施行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水质类别单因子评价方法、《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等均采用了条件判断式逻辑,根据最差项指标状况确定综合状况,体现出对所有水环境质量或空气质量指标的全指标约束,有利于引导开展突出污染指标的针对性治理。
  3.2.3矩阵法
  “优良水体比例”指标设计从评估结果的敏感性和实用性出发,考虑“三水统筹”的内在逻辑关系,设计地表水优良水体评估矩阵,参考欧盟水生态状况分类技术框架,结合我国水生态现状,进行本土化改造。立足水生态系统整体性,在充分认识水环境与水生态各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的基础上,设计了评估流程与方法。水环境质量作为水生态系统的物质基础,直接影响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直观表征人类活动导致的正面或负面影响;水生态状况则通过表征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反映了水环境质量等环境要素与人类活动等干扰条件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矩阵法结合我国环境管理体系实际,将与水体使用功能相关性更强、工作基础更好、输入响应关系更直观的水环境质量指标作为评估水体状态的首要条件,将水生态状况指标作为提级、降级或不变的衡量条件,将水环境、水生态均表现较好的水体评估为优良水体(图2)。该方法并不改变水质和水生态的单项指标评价结果,而是侧重关注综合治理成效;与根据最差项指标状况判定的条件判断法相比,矩阵法在保留水质底线约束的基础上,通过分情形判定体现水生态状况对综合等级的调节作用,既能避免单项指标退化被掩盖,又能避免因某一项指标未达最优而否定整体改善成效,适用于水生态环境管理目标指标转型阶段初期在巩固水环境改善成效的同时,充分发挥补水生态短板的导向作用,引导各地更加关注水生态系统健康。
图2 矩阵法评估逻辑[35]
  4“十五五”水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任务建议
  4.1完善水功能区划体系,支撑水质与水生态并重的目标管理
  水体功能要求是开展水生态环境管理的基础性依据。水功能区为水生态环境管理提供空间边界和功能定位,目标指标为水功能区管理提供导向指引和评价依据,二者相互支撑、彼此衔接。现行水功能区主要包括保护区、保留区、开发利用区和缓冲区4类一级功能区,以及饮用水源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等7类二级功能区,重点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质的需求,对水生态环境保护需求的体现尚不充分。
  建议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要求,推动健全新时期水功能区划制度,加强与水生态环境目标管理体系衔接,体现区域差异。一是细化功能类别,在现行一级功能区和二级功能区框架的基础上,针对水生生物保护需求增设或细化功能类别,补充水生态保护功能维度;对于鱼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及洄游通道等重要生境,通过水体功能体现指示物种栖息生境需求;对于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湿地、自然保护区等具有特殊生态功能的水体,明确其水质安全和水生态底线的双重要求。二是逐一确定水体功能定位,从使用功能、环境功能、生态功能等角度出发,建立差异化指标要求。例如,针对饮用水水源地,提出以水质安全为第一约束的控制要求;针对鱼类栖息地,提出以生境完整性和生物群落健康为核心的控制要求;针对景观娱乐水体,侧重以人民群众可亲近、可感知等标准提出控制要求。
  4.2健全水生态保护修复技术路径,构建“三水统筹”系统治理格局
  水生态系统恢复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性,底栖动物群落重建和湖库清水态恢复都需要一定周期。建议加大技术路径引导力度,系统分析评价水体水生态环境状况,解析河湖水生态主要胁迫因素,采取针对“三水统筹”的措施,形成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保护修复技术路径。一是以生态流量保障为约束,推动恢复水文节律特征。“十五五”期间,生态流量管理应在综合考虑水资源条件、气候状况、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及生活生产用水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从基本保障“有水”向满足水生生物全生命周期需求延伸,围绕关键物种的生活史节点,制定精细化的流量目标,推进流域生态调度常态化,使水文过程与生物节律相匹配。二是以生境修复为重点,重建水生态系统的物理结构。河流治理应在巩固控源截污成效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河岸带缓冲空间、底质组成、水深梯度等生境要素的恢复;湖库治理应考虑外源削减、内源治理与沉水植物群落恢复等举措同步推进,重建清水态正反馈机制,维持湖库水生态系统稳态。三是以生物群落恢复为目标,提升水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将土著鱼类保护、外来入侵物种管控等纳入保护修复任务体系,以旗舰物种和关键物种的保护为重点,推动水生生物群落结构逐步恢复。
  4.3优化水生态环境协同管理基础,夯实目标管理制度保障
  在监测体系方面,“十五五”时期,国家地表水监测网络已在空间布局上向江河支流和小微水体拓展,对国控断面同步开展水质和水生态监测。面对全国常态化监测需求,传统形态学鉴定方法在效率、覆盖范围和标准化程度方面存在困难较大,建议重点提升水生态监测自动化、智慧化技术能力,如引入环境DNA(environmental DNA, eDNA)等分子监测技术,系统构建本土物种条形码数据库,推动实现水生生物非侵入式监测;提升水生态监测自动化水平,试点部署eDNA自动采样系统;加快建设水生生物鉴定人才队伍,增强浮游动植物、底栖动物、鱼类等类群鉴定能力;等等。
  在标准规范方面,重点以标准形式固化水生态调查、监测、评价等技术方法。一方面,制定具有全国普适性的通用规则,总结形成具有规范指导意义的技术路径,如水生态评价期望值确定技术方法、水生态监测标准化作业流程等。另一方面,考虑到水生态状况受自然禀赋影响、存在天然区域差异的实际,形成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水生态环境管理的标准化路线,如地方水生态综合评价技术指南编制规范等,形成“国家通用标准—流域区域特定标准”的多层次标准体系。
  在协同机制方面,落实国务院各部门职能职责,建立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围绕监测评价、调查评估、保护修复任务、责任落实等方面建章立制,推动“三水统筹”目标举措在规划、实施和评估等各环节同步衔接,不断加强空间管控、生态流量监管、生态补偿、常态化调查监测与管理、资金投入、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责任落实等政策要求。
  5结论与展望
  我国水生态环境目标管理的发展和转型,是价值逻辑与系统逻辑共同驱动的结果。“优良水体比例”在保留水质类别评价的基础上,将水生态要素纳入评估体系,采用矩阵法进行综合状况评估;标准、监测等相关配套制度的出台为指标落地提供了相对完整的技术链条。该指标设置将水生态保护修复从“软任务”转化为“硬要求”,以目标指标的刚性约束作用推动治理重心向水生态领域延伸,引导各地在巩固治污成效的同时,系统推进水资源保障、水环境治理和水生态修复,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水生态环境支撑。
  面向未来,“优良水体比例”评估框架具有开放性和可拓展性。随着水生态监测数据的积累和监测能力的提升,参评指标可以逐步从当前的底栖动物状况、综合营养状态拓展至鱼类群落、生境结构等水生态系统的其他要素;在此基础上,结合流域自然禀赋差异,发展分区差异化的特色评价指标,使水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更加系统、精准,从而更全面地回应人民群众对“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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