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环境规划是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制度,对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挥了纲举目张的作用。本文从规划印发层级、印发名称、主要内容、规划体系、编制技术方法等五个维度系统回顾了五十年来规划的演进历程。研究发现,印发层级从议事协调机构上升至国务院审议印发,规划名称历经“环境保护计划”“环境保护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到“美丽中国建设”变化,主要内容从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治理拓展至绿色低碳发展、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美丽中国建设全领域,形成了以五年综合规划为统领、区域和专项规划为支撑的“横向+纵向”规划体系,技术方法实现从定性分析到定量模拟的系统性跨越。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生态环境规划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从法治化、全链条协同、闭环管控、分层统筹、数字化赋能等五个方面提出展望,为完善规划制度、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参考。【关键词】美丽中国;生态环境规划;规划体系;五十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1, 2]。生态环境规划是国家规划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政策工具,统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五年任务部署。自1975年第一个国家环境保护规划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先后编制实施了11个五年生态环境规划(计划)。站在五十年发展重要节点上,系统总结国家生态环境规划发展经验与演变规律,分析规划引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生的系统性变革,对于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规划制度、充分发挥规划的战略引领作用、支撑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和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3]。
国家生态环境规划发展演变分析
我国生态环境规划伴随着环境保护事业的起步而诞生,规划编制实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系统、从零散到完整的过程,反映出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化、治理的拓展和治理能力的提升[4, 5]。
1.1 规划印发历经议事协调机构审议印发到国务院批复再到国务院审议印发
国家生态环境规划审议印发层级持续提升,是生态环境保护在国家治理体系战略定位稳步发展的制度化表征。1975年,“五五”环保相关计划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组织编制印发。“六五”时期,未形成环境保护五年规划,环境保护以独立篇章首次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六五”计划)。1996年9月,《国家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以下简称“九五”环境保护计划)获国务院批复,成为首个经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国家环境保护五年计划。自“十一五”时期起,国家五年生态环境规划全部由国务院审议印发,规划的效力不断强化,逐渐成为统筹生态治理、压实各级政府环保职责的制度载体。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规划法》(以下简称《国家发展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标志着生态环境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等逐步进入法治化,为“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表1)。
1.2 规划印发名称历经“环境保护计划”、“环境保护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美丽中国建设”等变化
1987年,经国务院原环境保护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时期 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以下简称“七五”环境保护计划)[6],首次形成独立印发五年环境保护文本。2005年国家明确中长期发展文件由“计划”调整为“规划”,2007年完成“计划”向“规划”的关键更名,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坚决向污染宣战,全力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2016年11月,“十三五”时期规划名称由“环境保护规划”改为“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现了环境保护与生态保护建设的全面统筹。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美丽中国”命名的五年生态环境规划,标志着生态环境保护从污染防治攻坚战向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整体跃升。
1.3 不断深化对人与自然基本规律认识,规划内容从工业“三废”治理拓展至生态系统优化、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等美丽中国建设全领域
建国初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关于制定环境保护十年规划和“五五”(1976-1980)计划》到《国家环境保护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以下简称“八五”环境保护计划)计划主要针对工业污染和重点城市环境治理,坚持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比如,“五五”计划提出“大中型工矿企业和污染危害严重的企业,都要搞好‘三废’治理”[7]。“七五”计划突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和工业污染防治工作,强调不同地区和行业要有针对性地提出各自的环保目标,在此期间全国环保投资增长至476.42亿元[8]。“八五”计划提出“力争有更多的城市和地区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开始出现量化预期指标并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九五”计划提出了重点区域治理目标,以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防治为重点[9],重点抓好“三河”(淮河、海河、辽河)、“三湖”(太湖、巢湖、滇池)、“两控区”(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一市(北京市)、“一海”(渤海)的污染防治工作(简称“33211”工程)污染防治,在此期间全国环境保护累计投资3600亿元,达到GDP的0.93%,高于“八五”期间0.73%的水平。《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目标从污染防治拓展至生态保护,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确立为约束性指标[10],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首次将气候变化纳入重点内容,重大工程内容拓展到环境风险防控和核安全领域,在此期间全国环保投资约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首次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重金属污染防治、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等纳入重点领域,提出的重点工程约需全社会环保投资3.4万亿元。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将目标覆盖范围拓展至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统筹的全领域。突出环境质量改善与总量减排、生态保护、环境风险防控等系统联动,将治理目标和任务落实到区域、流域、城市和控制单元,实施环境质量改善清单式管理[11],将重点工程划分为“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和“山水林田湖生态工程”两大类,共计25项重点工程,投入生态环境资金2248亿元。《“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12],首次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在此期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3276亿元支撑生态环境治理[13]。“十五五”规划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环境治理范围从大气、水、土壤拓展到新污染物、噪声、固废以及绿色发展、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等领域[14, 15]。在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生态系统优化、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风险防控能力提升、美丽中国建设保障能力提升等方面谋划提出20项重大工程,投资需求约6560亿元。
总的来看,通过不断探索人口与资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关系,规划从消除污染、保护环境,坚持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逐步演变到树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16]。规划在目标任务上注重务实,指标属性从定性描述到预期性与约束性并重,通过把宏观目标转化为可监测、可考核的指标,实现对规划实施具体引导[17, 18]。
表 1 国家生态环境规划五十年演变过程
1.4 形成了以五年综合规划为统领、专项规划与区域规划为支撑、国家—省—市—县四级的“横向+纵向”结构体系
在横向上,生态环境规划已形成以五年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为统领、各要素领域专项规划为支撑的规划体系[19]。要素领域专项规划聚焦具体环境要素或特定领域,在综合规划的框架下对重点任务进行深化和细化[20]。自“八五”时期开始,国家层面专项规划逐渐丰富。“九五”期间,“三河三湖”污染防治规划作为重要专项规划由国务院批准后印发。“十五”期间,渤海、三峡库区、“两控区”等一批重要区域性污染防治计划被纳入专项规划体系。“十一五”期间,专项规划领域进一步拓展至农村、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相继编制了“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大运河、雄安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流域规划。
在纵向上,生态环境规划按照行政管理层次,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的规划层级体系[14]。不同层级规划各有侧重、分工明确。国家级生态环境规划重点是制定总体战略,明确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目标、重大任务、重大工程以及重大改革举措。省级生态环境规划重点是落实国家相关要求,结合本省实际,明确省(区、市)内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地区和重点问题的目标、任务和工程。市县层面规划需要以工程为抓手,明确规划目标任务落地的具体措施和操作路径,将目标任务转化为具体项目,确保规划可实施。此外,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深入推进,城市空气质量达标规划、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建规划、生态省(市、县)创建规划、城市环境总体规划也进行了积极探索[21-23](表2)。
1.5 规划编制技术方法历经从定性分析到定量模拟、从单要素分析到多要素耦合、从经验判断到专业模型支撑的演进
早期规划技术方法相对简单,以污染源调查和环境质量评价为主的摸索阶段[24]。“七五”和“八五”计划,规划形成了全国统一的技术大纲和主要方法体系。“九五”到“十二五”时期,环境容量、总量控制等方法开始引入规划编制,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突破了环境空间规划技术瓶颈,定量分析环境要素耦合作用对于社会经济影响的规划方法不断得到应用,如能源优化-环境经济系统,多要素耦合-环境经济系统等。“十三五”时期,环境空间规划技术、产业代谢分析技术、环境足迹技术、环境系统模拟仿真技术、环境风险管理技术等多种技术在规划中得到运用。“十四五”时期,发布国家生态环境行业标准《生态环境规划编制技术导则 总纲》,标志着生态环境规划实现了由成熟的经验方法到规范的技术范式的重大转变。“十五五”时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加速融入规划编制全过程,如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构建PM2.5年均浓度目标与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的响应模型等在目标测算方面的应用,推动了生态环境规划目标的科学性和可达性[15, 25]。
国家生态环境规划发挥作用分析
历经五十年发展,生态环境规划全面贯穿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维度[26]。在新时代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生态环境规划的制度价值、战略功能与支撑作用持续凸显。
2.1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丰富完善国家规划体系
生态环境规划作为国家规划体系中重要的专项规划,聚焦美丽中国建设总目标,科学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布局、谋划重大工程、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健全生态环境配套政策体系,全方位服务支撑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重要部署落地,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制度保障。历经五十年迭代演进与实践淬炼,生态环境规划实现了跨越式的定位升级与内涵拓展,从部门计划、环境保护规划,到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再到美丽中国建设规划,生态环境规划在国家规划体系里的作用地位持续升级,作为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核心制度工具,其功能由单一污染治理拓展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有效衔接发展布局与生态底线,深度嵌入国家规划体系的核心层,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协同的重要制度工具。
2.2统筹保护与发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规划编制深刻把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统筹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一方面立足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统筹国土空间开发与产业发展布局,从源头遏制盲目扩张与无序开发,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另一方面持续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拓展绿色投资空间,培育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比如“十五五”规划将高质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专章,系统部署发挥生态环境优化支撑作用、提升重点行业领域绿色低碳水平、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任务,明确具体经济激励政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生态基底。
2.3系统构建治理体系,支撑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跨越式发展
生态环境规划纵向贯通国家、省、市县各级层面,层层传导目标任务,横向对接国土空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各行业各领域发展布局,有效统筹政府、企业、社会等各类资源力量,逐步搭建起全域统筹、权责清晰、协同联动、规范有序的现代环境治理总体格局。同时,接续实施的11个国家五年生态环境规划立足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特征与阶段性生态环境突出矛盾,系统谋划、分步部署各阶段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与重点任务,依托规划实施闭环管理体系,通过任务细化、目标分解、工程落地、考核倒逼,精准破解不同时期生态环境问题,持续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在五年规划引领下,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水平稳步提升,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同向发力,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纵深推进,有力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蓬勃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4全面部署目标任务,有序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规划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加之相关法律标准日益趋严,资金投人逐步加大,各阶段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在大气环境治理领域,“十一五”环境保护规划首次将二氧化硫排放量纳为约束性指标,推动相关行业脱硫设施普及落地,“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将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纳人环境保护重点工程,“十三五”时期,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十三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等政策行动文件。大气环境质量得到稳步提升,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从2015年的约50微克/立方米下降至2025年的28.0微克/立方米,降幅为44%。在水、土壤、生态保护等领域,同样依靠规划统筹设定阶段性目标、滚动实施重点工程,稳步推动各类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治理。2016-2025年,全国地表水类Ⅰ~Ⅲ水质断面比例由67.8%升至91.4%,上升23.6个百分点。“十四五”时期,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累计上升8个百分点,累计实施124个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重大工程项目。
2.5推动理论技术迭代升级,助力环境规划学科发展与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生态环境规划研究编制实施推动了环境规划学科体系建立与专业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27, 28]。自2001年中国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建设以来,山西、山东、四川等省份和城市先后建立环境规划院(所),逐步构建起上下联动的技术支撑网络,形成稳定的环境规划专业队伍。“十二五”时期,全国地方专职环境规划从业人员不足600人,历经多年发展,当前从业人员规模已突破千人。在原有环境规划管理、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等专业力量基础上,持续吸纳经济学、生态学、地理信息科学、气候变化研究等跨学科技术力量,逐步形成一批熟悉政策法规、精通业务实操的复合型专业骨干[29]。同时,环境规划学科也取得稳步发展,人才培养体系日趋成熟,初步形成涵盖“研究生—本科—专科”的人才培养机构体系[28]。总体来看,从规划实践到学科建制,从零散“一事一议”式编制摸索迈向系统化理论、技术方法体系构建,生态环境规划在持续引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支撑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不断沉淀实践经验、凝练理论成果,反过来为环境规划学科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实践土壤与内生动力。
国家生态环境规划发展展望建议
五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规划体系持续选代完善,架构逐步完备,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稳步推进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当前规划工作仍存在统筹引领作用有待强化、技术支撑有待加强、全流程管理体系尚未健全等短板弱项。“十五五”规划明确了美丽中国建设新的目标任务需求,为新时代生态环境规划发展指明了方向,赋予了生态环境规划新的历史使命。展望未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将发生深刻变革,城镇化趋于成熟,人口面临少子化老龄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加速选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深入推进等新形势、新变化对生态环境规划编制科学性、实施精准性、管理系统性提出了新期待。
3.1以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为契机,夯实生态环境规划法治制度根基
《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为生态环境规划制度规范化、法治化发展提供前所未有历史机遇[34]。生态环境法典专设“规划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章,系统构建了生态环境规划制度“四梁八柱”。同时,国家发展规划法作为统领国家规划体系的基础性法律,明确将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任务全面融入各级发展规划。两部法律上下贯通、协同配套。需要以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指导,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法典统领、配套细则支撑、地方立法补充”的全链条制度体系,健全规划编制、衔接协调、落地实施、考核评估闭环机制。健全美丽中国建设法治实施体系,强化法定刚性约束,压实各级政府主体责任,推动各级生态环境规划成为具有约束力的行动纲领,在法治轨道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
3.2强化系统思维,打通美丽中国建设“规划—工程—科技—政策—金融”全链条
生态环境规划要发挥效能,必须打通美丽中国建设从战略谋划、顶层设计到终端治理的完整实施链条[35, 36]。深入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战略研究,系统分析不同阶段面临的形势任务、重点难点与实现路径,以战略性研究支撑规划的精准施策。需要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资金要素跟着项目走”原则,紧扣美丽中国建设中长期目标与阶段性治理需求,分级分类建立动态更新工程项目库,完善项目管理台账,健全“规划定目标—工程抓落实”常态化联动机制,实现规划任务项目化、指标具象化。坚持需求牵引、精准赋能,建立生态环境治理需求与科技精准供给双向互动、深度适配良性机制,引导资源向规划布局方向集聚,以科技创新驱动规划实施。健全政策协同机制,引导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气候投融资等金融资源精准投向规划明确的重点工程,形成规划引领、工程承载、科技驱动、政策保障、金融支撑的全链条美丽中国建设协同治理新格局。
3.3聚焦落地见效,做好美丽中国建设规划实施“后半篇文章”
规划实施是将美丽中国建设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的关键环节。要锚定规划既定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与管控要求,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系统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落细。健全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规划实施工作机制,明确各级政府、相关部门责任边界,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各司其职的规划实施工作格局。严格落实规划全周期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规划实施动态监测、中期评估和总结评估,定期调度规划目标、任务、工程实施进展,强化形势研判,及时发现影响规划实施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出有针对性、操作性强的建议。实施好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将生态环境规划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内容,真正让规划成为护航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遵循与行动指南。
3.4分层分级统筹,健全国家—省—市县一体化管理制度
健全规划管理制度,是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规划执行力、约束力和综合治理效能的核心保障。要持续夯实规划制度基础,研究制定生态环境规划管理办法。强化规划衔接融合,制定生态环境综合规划与各要素领域专项规划,国家生态环境规划与地方生态环境规划的衔接规则,明确上下级规划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之间的对应关系。同步完善规划全周期评估管理制度,健全规划实施评估制度,开展生态环境规划实施评估技术导则研究制定,统一评估指标体系、技术方法、工作流程与成果标准。通过全方位完善制度规范、理顺层级权责、畅通衔接机制,构建国家、省、市县一体化规划管理格局,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规划编制科学性、实施有效性、管理规范性,为规划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制度保障。
3.5面向美丽中国建设要求,强化规划技术创新与人才队伍建设
“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进入到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需要进一步提升美丽中国建设数智模拟和综合决策支撑能力,因此生态环境规划计划方法要与时俱进,强化技术革新。建议要集成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卫星、地理信息系统、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贯穿至环境形势研判、情景预测、风险预警、成效评估全流程。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数据资源,构建覆盖“数据采集—模型模拟—方案比选—动态监测”的全链条技术支撑体系,推动规划从经验主导向数据赋能转变,全面提升规划的科学性与实操性[37, 38]。另外,依托各级环境规划院所,联动高校搭建产学研用培育平台,强化多学科交叉结合,培养一批跨领域、复合型、应用型的规划编制人才。
作者
王金南: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万 军: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研究员
秦昌波: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总规划师、研究员
郑博月: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战略规划所
熊善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战略规划所副所长
张 信: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战略规划所
本文刊载于《中国环境管理》202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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