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采访王金南：重启绿色GDP核算研究

环保部近日宣布，我国将再度重启绿色GDP研究，生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将从GDP总值中予以扣除，以全面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重启后这项工程被称之为绿色GDP2.0核算体系。新华网邀请绿色GDP2.0核算体系的牵头人，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王金南做客《新华访谈》，详细解读绿色GDP2.0核算体系的内含、框架、创新以及建设目的。

主持人：什么是绿色GDP？

王金南：绿色GDP最早由联合国统计署倡导的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提出。推行绿色GDP核算，就是把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因素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将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生态破坏成本以及污染治理成本从GDP总值中予以扣除。其目的是弥补传统GDP核算未能衡量自然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的缺陷。

主持人：绿色GDP2.0与之前的版本相比在哪些方面“升级”了？

王金南：和绿色GDP1.0相比，绿色GDP2.0将寻求创新。在内容上，增加以环境容量核算为基础的环境承载能力研究，圈定资源消耗高强度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重灾区，摸清“环境家底”。在技术上，克服前期数据薄弱问题，夯实核算的数据和技术基础，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污染源普查等多来源数据，构建支撑绿色GDP核算的大数据平台。

主持人：绿色GDP2.0的核算体系由哪些方面构成？

王金南：第一，开展环境成本核算，同时开展环境质量退化成本与环境改善效益核算。把环境退化成本从GDP中减掉，再把地方由于环境系统、生态系统改善而产生的效益加到GDP里，“减法”“加法”综合运用，全面客观反映经济活动的“环境代价”。

第二，环境容量核算。以大气和水来举例，把大气按照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特点、水按照流域的特点，按照空气和水各自的国家标准h和环境功能区要求，计算出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所允许排放的污染量，这就是环境容量。把这个容量算清楚，就可以核算出环境容量资产的负债情况。

第三，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比如说草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每年也提供大量的生态服务产品，把这个产品用价值、物理量算出来。

第四，经济绿色转型政策研究。结合核算结果，就促进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建立符合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模式，提出中长期政策建议。最后希望2.0版本建立一个大数据的共享平台，包括监测的数据以及生态系统环境容量的数据等等。

主持人：建立绿色GDP2.0核算体系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王金南：第一方面，要核算经济发展的质量。目前我国很多地方依然停留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上，使得资源消耗量大，环境污染重。某一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究竟怎样，带来的实质经济福利有多少，我们做绿色GDP就是告诉你，目前发展模式里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跟你自己得到的GDP去比是不是合算，需要一个衡量的尺度，提供一个参考的依据。

第二方面，要计算环境承载量，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现在的环境承载量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那问题就出来了，环境容量究竟多大，环境承载力究竟多大？况且，不同地区、不同的发展阶段平衡点是不一样的，需要找到政策的平衡点或者广义的经济与环境的平衡点。从环境与经济角度来说，我们做这些研究，也希望通过这些结果制定一些环境经济政策，比如说对环境税收政策、生态补偿政策等，提供一些依据。

第三方面，“国民经济绿色化”是一个新的说法，但我想，从整个传统经济体系里去生产节能产品、节水产品是属于绿色产品，但从生态系统角度来说，我们也希望把生态服务价值变成一种生态产品，变成一种大家可以共享的生态产品。

主持人：为何要重启绿色GDP2.0的研究，动力来自于哪？

王金南：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当中，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提出，要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里面提出一些编制自然资产负债表、干部审计制度等要求，以及环境预警机制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总书记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这些都是支撑生态建设和树立新政绩观的政治基础，是重启绿色GDP研究的大背景。

还有一个层面是公众对这个事情的强烈支持。2007年，《中国青年报》专门做过一个全国调查，96.4%公众认为我国有必要进行绿色GDP核算。85.2%人表示自己所在地区牺牲环境换取GDP增长是普遍现象。87%的人认为绿色GDP核算有助于扭转地方政府唯GDP的政绩观。

再有就是我们对官员的调查，对100个市长进行调查，96%的官员认为建立绿色GDP这套核算体系能够促进地方政府改变政绩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86%的官员认为绿色GDP可以作为考核指标。

这既是国家大政方针的需求，又有公众的支持，还有地方执政能力，所以绿色GDP2.0的重启是有很强烈需求的。

主持人：这次环保部已经表示，从2016年开始进行绿色GDP2.0的试点。从您的角度来说，有哪些地区可以成为这次试点工作的第一批地区？

王金南：上次1.0版本研究工作当中选择了10个省的试点，这次从技术层面来说，尽可能根据不同的地方和类型选择一些试点，这也是一般的做法。但是怎么选？有什么问题？我谈我个人看法。

第一，坚持自愿的原则，而自愿原则的前提是愿意公布绿色GDP的核算研究结果。因为最后结果做了半天、研究半天，地区不愿意公开，那就没啥意思了，所以参与试点的城市要先想好。

第二，就是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选择东中西部不同地区作为试点研究，因为不同类型的地区的政绩观和发展优先度都是不一样的。

第三，国家现在开展的生态文明先行先试或者试验区也可以参与进来，因为目前这个层面更多是制度层面的先行先试。

最后，对于一些国家重大战略布局，比如说“一带一路”、长江带、京津冀地区也可以做一些尝试。试点主要目的就是看这些新的核算方法、参数、数据适不适合全面推进，把研究再往前进一步完善。

在试点制度下，可能有些地方做的好一点，可以用来参考，所有的方法都可以去尝试，不限试点内容。

曾有地方政府阻碍绿色GDP数据公开

主持人：2006年9月7日，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两个部门首次发布了中国第一份《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和突破性的成果。为何绿色GDP的研究在取得突破性进展后又中断了？

王金南：我个人看法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绿色GDP核算研究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从方法学、数据质量控制、数据可比性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从这个层面来说，它并不是一项成熟的东西，从研究到一项制度之间需要走很长的路。

第二，政府部门之间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可能不太一致，包括技术层面的分歧。有时甚至涉及到一个话语权的问题。

第三，那时地方政府确实也不太喜欢这个东西，有的地方GDP本来是9%左右，但按照绿色GDP的标准一扣，政绩就下降了一大截，给地方造成了很大冲击。在我们第一次核算研究过程中，有的地方政府明确来函向我们表示不要公布他们的绿色GDP数据。

需建立明确的跨行业协调工作制度

主持人：绿色GDP2.0核算体系的研究成果如何落地，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

王金南：第一，技术方法和数据、参数的选择，这是研究人员去解决的，哪些技术方法比较适合中国的情况，数据怎样取值质量比较高，可信度高，有可比性。参数也是这样，同样一个参数，也许取值不一样，就会带来很大差异，这是专家层面去解决的问题，但这相对容易解决。

第二，因为这次是环保部自己重启这个事情，就会涉及到一些跨行业的协调问题。比如水环境就涉及到水资源问题和水环境问题，再比如对于一些生态系统的核算，如涉及到森林、草地数量和质量的问题，都需要相关部门的配合。在这个层面上，我个人看法是要把跨行业协调工作形成明确的工作制度，让需要多部门联动的工作和流程更顺畅些。

第三，绿色GDP2.0核算体系出来以后，怎么跟现行的政策、制度关联起来，这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目前应把绿色GDP2.0定位于研究层面。

主持人：这次重启公众和业界都抱有很高的期待，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评价这套体系，才是符合国情社情的呢？

王金南：上次一期研究结束以后出了一套经济环境核算丛书，我在里面做了一个很长的序，主题就是希望以科学和宽容的态度对待绿色GDP核算研究。

第一，把重启绿色GDP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