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实践政策机制研究

来源： 《环境科学研究》第31卷 第6期

秦昌波, 苏洁琼, 王  倩, 万  军, 王金南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简称“‘两山’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方面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代中国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的本质体现。梳理了“两山”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了推动“两山”理论实践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现实意义；从生态环境质量差距、“两山”转化通道、制度体系建设、利益引导机制等方面分析了践行“两山”理论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推动“两山”理论实践的五大机制建议。建议：①建立绿水青山保护机制，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强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守好生态家底。②建立“两山”转化机制，立足生态优势发展生态经济，引导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打通“两山”转化通道。③建立责任机制，通过严格制度落实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企业环境治理主体责任，推动公众参与履行绿水青山保护责任。④建立生态核算机制，包括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继续推动绿色GDP核算，开展生态资产核算。⑤建立“金山银山”对“绿水青山”的反哺机制，包括建立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金融体系等。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简称“‘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两山”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论断，它发源于地方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与推进，最终落脚点也是指导地方更好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两山”理论带来了发展观念的深刻转变以及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支撑。

1“两山”理论的发展脉络

1.1 理论起源：安吉余村对发展模式的反思

早在2003年，习近平同志结合浙江省既有的生态文明实践和探索，对“两山”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习近平同志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005年8月，习近平到浙江安吉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讲到，“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同月，习近平以“哲欣”的笔名，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发表了评论——《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文章指明了发展和保护的内在统一的关系，“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2006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两山”理论，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指出实践中辩证认识两座山关系经历的三个阶段。他系统阐述到：“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由此，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的“两山”理论基本形成，不仅对于进一步推进浙江生态省建设具有指导性意义，同时对于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

1.2 理论发展：多地探索“两山”理论的先行实践

全国多地先行探索“两山”理论实践，用实践诠释“环境就是生命、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2]”。一些地区积极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探索生态经济化、经济绿色化的有效路径，打造生态和经济良性互动的绿色发展方式。例如陕西省留坝县大力促进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发展，带动一产调结构、二产出产品、三产优服务。一些地区针对主要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推进自然生态修复工程，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营造绿水青山，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夯实基础。例如山西省右玉县营造防风固沙等多功能的森林生态稳定系统，使荒芜的塞上高原变成绿色海洋^[3]。一些地区围绕生态资产保值增值，使群众共享绿水青山保护成果，增强群众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获得感。例如浙江省衢州市以维护钱塘江上游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为重点，建设美丽浙江重要生态屏障。还有一些地区以制度创新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建立体制机制保障，培育拓展依托绿水青山实现生态价值的路径机制。例如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将大数据理念引入生态文明建设，形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4G”模式。“两山”理论在各地实践中不断推进与发展，进一步指导各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2017年9月，原环境保护部命名第一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作为探索“两山”实践路径典型做法和经验的重要载体，为全国其他地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标杆样板。

1.3 理论深化：“两山”理论的体系化、制度化和纲领化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山”理论阐述的不断深入，“两山”理论体系更加成熟完善。“两山”理论深刻阐述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生产力的属性，提出保护与发展二者不可分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要树立正确发展思路，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有机统一^[4]。2015年3月，《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将“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进中央文件，“两山”理论作为生态文明改革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方法论，上升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重要国策，固化为制度指导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2016年5月，联合国大会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表明以“两山”理论为导向的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为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升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版本”^[5]。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等内容写入党章，“两山”理论作为我们党积极探索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升华，上升为全党的意志，不仅带来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也将成为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6]。

2“两山”理论实践的现实意义

2.1 “两山”理论诠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

绿水青山关乎文明兴衰。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它强调人与自然关联共生，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建设生态文明，就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两山”理论回答了什么是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要求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两山”理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题中应有之意，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2 “两山”理论诠释了绿色发展的根本落脚点

 “两山”理论奠定了绿色发展观。“两山”理论揭示了发展与保护的本质关系，指明了实现发展与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协调共生的方法论^[7]。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是绿色发展的一种表现，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其实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是要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保护生态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充分发挥绿水青山自身优势，使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不断源泉，也是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正在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生态红利和发展空间，实践证明好的环境质量和好的经济质量可以实现内在统一，好的环境政策和好的经济政策能够同向发力，促进绿色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2.3 “两山”理论诠释了绿水青山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两山”理论实质就是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两山”理论阐述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生产力的属性，从可持续、可循环的科学发展观角度，揭示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国家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自然界提供的生态环境，“绿水青山”供给的生态空间、环境容量与生态产品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生态基础，而且“绿水青山”提供的资源支撑与生态服务水平直接决定着国家发展的质量。同时，国家发展必须要处理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只有当人类向自然的索取能够被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时^[8]，发展的协调与可持续才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

2.4 “两山”理论诠释了保护生态环境是提高发展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好的公共产品，也是国家、区域和城市最有竞争力的发展优势。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提升发展竞争力，带来金山银山。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地区和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领域。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端企业和人才选择落户深圳，不仅因为产业创新环境好，也因为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升，2017年深圳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43天，在全国居于前列。对于生态环境禀赋好的地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促进发展。如海南将生态环境视为海南的“命根子”和“脸面”，如果破坏生态环境就等于“毁容”，也就失去了吃饭的本钱。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区已经意识到生态优先发展的重要性，通过践行新的发展观来发挥生态优势以提高竞争力。

2.5 “两山”理论诠释了生态产品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随着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生态环境质量正成为衡量百姓幸福感的重要指数之一，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就属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之一，成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制约因素。必须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高度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在生态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共同享受良好的生态环境带来的红利。